唐代著名詩人盧仝詩風崇尚奇險，追求不同凡響的效果，是孤傲執拗人格的藝術體現，與時態流俗格格不入。不過這位奇特詩人究竟是死於“甘露之變”，還是因病自然死亡，學術界一直分歧較大，遂成爲歷史疑案。其中流傳最廣的是，宋元筆記小說中所謂盧仝“罹甘露之禍”之說。
中唐時期有一批藝術上追求奇怪險僻境界的詩人，其中盧仝是較有代表性的一個。盧仝號玉川子，祖籍范陽(今河北涿縣)，“初唐四傑”之一的盧照鄰是他的曾祖父。盧仝的詩作，以品格清高、回味雋永爲後人所推崇，能“道人之所不道，到人之所不到，趨怪走奇，中病歸正”。在追求險怪的藝術風格下，有的詩讀來十分流利秀美，如“相思絃斷情不斷，落花紛紛心欲穿。心欲穿，憑欄杆，相憶柳條綠，相思錦帳寒。直緣感君恩愛一回顧，使我雙淚長珊珊。”這首《樓上女兒曲》寫的是女兒閨中春愁，清新流麗，柔和嫵媚。
這位追求險怪風格的詩人最後是怎樣死的呢?
宋元文人筆記中說，盧仝是在唐文宗大和九年(835年)的“甘露之變”中被誤捕誤殺，亦即所謂盧仝之死乃“罹甘露之禍”。而在《新唐書·韓愈傳》之後附的盧仝小傳中，卻並未涉及“甘露之變”說。筆記中的“罹甘露之禍”說，後來爲各類當代工具書所傳抄，幾成定論。但一些專家認爲此說疑點頗多，所述故事比較牽強，人們看法不一，這使得盧仝的生卒年代無法確定，成爲一個歷史疑案。
“甘露之變”發生於唐文宗大和九年十一月。《舊唐書》的《李訓傳》、《王涯傳》以及《資治通鑑》卷245均有記載。事情大致經過是這樣的：當時的宦官仇士良專權，宰相李訓等與鳳翔節度使鄭注密謀內外協勢，以剷除宦官集團。他們謊稱左金吾衛內石榴樹上夜有甘露，誘使仇士良等前往觀看，人一到就加以誅殺。因所伏甲兵暴露，遂失敗。仇士良率兵捕殺李訓、舒元輿、王涯等，鄭注也被監軍宦官所殺，株連千餘人。
據《舊唐書·王涯傳》記載，王涯事前並不知情，出事時與同列舒元輿、賈餗等歸中書省一塊兒吃飯，還未下著，吏報有兵從門口出現，逢人即殺，涯等倉皇逃出。跑到永昌裏茶肆時爲禁軍所擒，在仇士良嚴刑拷打下，自誣與訓同謀，然後被腰斬棄市。王涯家屬全被搜捕處死。王涯的再從弟王沐到王涯處求職暫留，也被抓去，陪涯腰斬。
事件過後，王涯的故吏門人李玫作《纂異記》，編撰了受害四相靈魂與白衣叟盧仝靈魂會飲吟詩的神話，用來寄託對四相的哀思，從而也就出現了盧仝“罹難”的說法。
“甘露之變”是一場殘酷的權勢鬥爭或宮廷政變。盧仝作爲一個平民百姓，怎會跑到長安裹入這場鬥爭中去呢?
一些書是這樣記述盧仝與事件有牽連的。宋錢易的《南部新書》中有如下記述：“仝亦涯客，大和九年十一月二十日夜，偶宿涯館。明日，左軍屠涯家族，隨而遭戮。”劉克莊《後村詩話》也說：“唐人多傳盧仝因留王涯第中，遂預甘露之禍。仝老無發，奄人於腦後加釘焉，以爲添丁之讖。”
對於盧仝是否捲進這場動亂，最後連命也丟掉了，學術界存在着兩種不同的見解。
一些人認爲盧仝死於“甘露之變”可以“定論”。其理由爲：據唐人李玫所撰《纂異記》中編造四丈夫(影射李訓等受害四相)與白衣斐(盧仝)的幽魂聚飲吟詩的神話，詩中用西晉石崇與潘岳同刑東市的典故，認定盧仝確實經歷“甘露之變”，此故事是盧仝罹難的“第一手最可信據的史料”。而且盧仝與甘露之變有牽連歷代資料都有記載，如元辛文房《唐才子傳》中說：“王涯執政時，常常加怒於下人。當事變發生時，盧仝與諸客在王涯書館裏吃飯，所以就留住了下來。官兵來抓捕他時，盧仝說：‘我是盧山人也，與衆人沒有結怨，我有什麼罪啊?’官兵說：‘既然是山人，那來到宰相宅，難道還不是罪嗎?’盧仝不能自辯，最後同罹甘露之禍。盧仝年老無發，宦官們就在他腦後加了個釘子。盧仝生兒子時給他起了個名字叫添丁，後人認爲這是應了讖語。”
一些人認爲盧仝“罹甘露之禍”說不可信。近年來，關注盧仝的學者對這件公案做了深入探究，潛心閱讀了涉及盧仝之死的相關史料及與盧仝有交往的韓愈、賈島的詩文，發現上面的說法極爲牽強，且有很大故事成分在內。通過對詩人作品分析，考證出盧仝約死於唐憲宗元和八年(813年)前後，下距“甘露之變”20多年，故而盧仝不可能經歷“甘露之變”。
首先，李玫的《纂異記》不論從寫作動機還是虛構情節來看，都稱不上“史料”，更談不上“最可信據”。《纂異記》出籠背景，《南部新書》中是這樣記載的：“李玫者，早年受王涯恩。及爲歙州巡官時，涯敗，因私爲詩以吊之，末句雲：‘六合茫茫皆漢土，此身無處哭田橫。’乃有人慾告之，因而撰《纂異記》以避禍。”如此，“避禍”是故事的撰寫動機。既然爲避禍，就只能採取以假亂真的手法，且按情節需要，拉一位很有詩名的早逝者盧仝參與，借他之口吟出“六合茫茫皆漢土”的詩句，以便一旦追究則委責於死鬼。另外，從虛構情節看，《纂異記》在記述衆鬼魂會飲時寫道：“四丈夫皆金紫”(影射受害四相)，會飲於噴立泉，白衣叟玉川先生後至，背誦適間在甘棠館壁上所見題詩，四丈夫皆掩面失聲。繼而各吟詩遣懷，吟句中有“珍重昔年金谷友，共來泉際話孤魂”，“白首同歸感昔賢”等，最後不歡而散。根據上述詩句，認爲這是引用了西晉年間石崇、潘岳同刑東市的典故，這當然無可挑剔。但“金谷園”乃石崇之豪華別墅，所稱“金谷友”包括潘岳、王愷之輩，多是當時炙手可熱的豪富。石、潘二人後因被仇人孫秀誣陷，在東市處死。倘若據石、潘同刑東市的典故，來影射王涯等受害四相還有些切題，而把一介寒儒盧仝也視爲“金谷友”同享“白首同歸”之悼，未免有些牽強。
其次，在新舊《唐書》、《資治通鑑》等史籍中，記述關於“甘露之變”時均未提及盧仝死於罹難，這說明盧仝罹難說沒任何史實根據。如果盧仝果真是死於事變之中，後代的史家是不會漏載的。也許有人會說史書不提與政變無關的人物是爲正常，那麼，王涯從弟王沐因向王涯求職暫留王宅，與政變也毫無關係，但抄家的時候一起收捕殺害，此事載入了《資治通鑑》，而元和年間，知名人士盧仝被害卻隻字不提，這是不正常的，這倒說明盧仝被害之事並不存在。
再者，盧仝摯友賈島在《哭盧仝》詩中沒有透露盧仝屈死於“甘露之變”。賈島詩言：“賢人無官死，不親者亦悲。空今古鬼笑，更得新鄰比。平生四十年，惟著白布衣。天子未辟召，地府誰來追?長安有交友，託孤遽棄移。冢側志石短，文字行參差。無錢買鬆栽，自生蒿草枝。在日贈我文，淚流把讀時。從茲加敬重，深藏恐失遺。”若盧仝真是屈死“甘露之變”，這等大事，賈島絕不可能漏而不悼。
此外，盧仝享年幾何是考證其生卒年代、死亡原因的重要因素。按常理講，賈詩“平生四十年”已講清楚了盧仝的壽數。再拿盧仝在元和五年(810年)前後所寫《與馬異結交詩》中自述“盧仝四十無往還”，以及此後不久所寫《示添丁》中：“慚愧瘴氣卻憐我，入我憔悴骨中爲生涯”，“氣力龍鍾頭欲白，憑仗添了莫腦爺”等加以驗證，可知盧仝在元和五年前後已呈現出不久人世的可能。詩人寫詩，限於格律，把三十七八歲、四十二三歲都寫成整數四十，這完全可信。有人認爲賈詩中的“平生四十年是指從成年至罹難的四十年”，而不是壽年。從而把盧仝的去世年代硬是延長到“甘露之變”，用來充當“罹禍說”的佐證有欠妥當。
再則，盧仝有臨終“託孤”之舉，證明他屬正常死亡，而非橫死。
賈詩中的“託孤遽棄移”句，可知盧仝的兒子還很小。唐憲宗元和六年(811年)韓愈曾有《寄盧仝》一詩，內中有句說：“去歲生兒名添丁。”可證盧仝的兒子生於元和五年。如果盧仝死於甘露事變，那麼添丁已經26歲了，早已成家立業，何談“託孤”?
也許有人會拿劉備託孤孔明時劉禪已17歲，唐太宗託孤於長孫無忌、褚遂良時高宗已 22歲的故事，證明賈詩用“託孤”一詞，對20多歲的添丁來說並未背離常理，而這恰恰是典型的背離常理。上述兩起託孤事件本身就屬非常事件，都以皇帝退位、繼主庸碌、當時所處環境複雜等特殊條件作爲背景。何況宮廷內部之爭情況特別複雜，不宜推論平民百姓之正常託孤。退一步講，即使盧仝是在添丁20多歲時的“甘露之變”中遇難，那是場突發事變，當時刀光劍影、屍橫遍地，盧仝怎能有未卜先知向賈島從容託孤的機會和時間。可見，盧仝“罹難”託孤之說違背賈詩原意。
此外從盧仝的性格特點來看，他也不可能成爲王涯的座上客。
據《舊唐書·王涯傳》記述：王涯“貪權固寵，不遠邪佞之流”，“性嗇，酷好前古名書畫，有不可得必百計傾陷取之，逼孤凌弱以積珍奇”。在任鹽鐵轉運使時，“涯榷鹽苛急，百姓怨之。及甘露禍起就誅，悉垢之，投以瓦礫，須臾成堆”。王涯這樣的爲人，作爲志懷冰霜的盧仝，怎可能向他高攀結友，更不可能親熱到“會食、留宿”的地步。
又據《舊唐書·李訓傳》載，王涯被捕前，正在中書省內政事堂會食，會食者皆爲同是宰相的賈餗、舒元輿等人，盧仝作爲一名白衣寒儒，當然不可能跑到政事堂去參加會食。即使廁身其間，又豈能安於几席。再則，事變發生後，王涯即從宮中倉皇出走，怎可能還在書館內聚集諸客會食、留宿，“諸客”又怎能安然在這是非之地逗留?
這其中的種種矛盾不難發現，宋元時期的文人筆記是以訛傳訛，越傳越神。如，抓捕盧仝時，因其無發而於腦後加釘，甚至把盧仝在元和五年爲兒子起名“添丁”這樣一件平常瑣事也拉過來作爲“腦後加釘”的預兆讖，可謂異想天開。對此事，傳述盧仝“腦後加釘”的宋人劉克慶也不以爲然，他懷疑這是“好事者爲之”，感慨道：“仝處士，與人無怨，何爲此謗?”由以上論述可知，詩人盧仝是死於疾病，不是什麼偶然捲入“甘露之變”而罹難。他的生年應定在773年前後，比韓愈小5歲，比賈島長6歲，屬同輩人。
真真假假，盧仝的死的確不是幾句話可以說得清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