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環阿拉伯遊牧-放牧複合帶”乃一位美籍立陶宛裔學者朱里斯·扎林斯提出的，他指出距今8200年前後的氣溫危機造成紅海沿岸與地中海東部濱海地帶的乾旱化，導致“遊牧-放牧複合帶”的形成。這個新干旱帶的形成與古氣候學的“8.2千年事件”密切相關。距今8200年前，全球又面臨一次全面降溫，雖然不如“新仙女木期”激烈，但也足夠讓納吐斐-耶利哥這個新石器革命的先鋒地區農業的進一步發展遭受重挫，逐漸讓位於實施大規模灌溉的兩河流域三角洲和尼羅河流域。這個一度是先鋒的地帶固然亦進入了青銅時代，在兩河流域與埃及進入早王朝的同時，也出現了都市化的萌芽，但終究在生態承載不了的情形下，至青銅早期的第4期(前2350-前2000)出現總崩潰，都市化有待青銅時代中期纔開始復甦，其生存形態偏向郊野化，並循着動物馴養這條路走下去，發展出以“遊牧-放牧”爲主的生活形態。
“遊牧-放牧”並非被農耕進化拋棄在後的漁獵經濟的殘餘，而是與農耕文明平行的一種後石器時代的形態。因爲它相對來說不定居，僅可能有小規模的城郭，並且也無中央官制，且沒必要發展文字書寫，因此經常被農耕文明視爲二等公民，甚至是“蠻人”。
“四大文明古國”概念乃是一種完全從農耕角度看世界史的執念，它將遊牧與放牧地帶皆屏爲“化外”。試想一下如果不存在將亞歐非大陸上的農耕文明地帶一北一南夾住的歐亞大草原和北阿拉伯乾草原及其鄰近的沙漠綠洲地帶，世界史上將沒有古代世界的殯葬師匈奴，沒有絲綢之路，沒有貫通歐亞的蒙古大帝國，也沒有古猶太信仰以及地中海化的基督教，更不會出現伊斯蘭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