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千四百四十年前，公元555年1月10日(梁元帝承聖三年十一月甲寅)晚上，在樑朝的首都江陵城(今湖北荊沙市江陵區)內發生了一場中國文化史上空前的浩劫，被西魏大軍圍困在內城的梁元帝令舍人高善寶將宮中收藏的十四萬捲圖書全部焚燬。
一
這些圖書的價值，從它們的來歷就能完全瞭解。對此，《隋書·經籍志》有詳細記載，大致如下：
秦始皇焚書坑儒以後，規定以吏爲師，禁止百姓收藏圖書。學者逃亡山林，有的連儒家經典也沒有能保存下來，只能靠口頭傳播。
漢惠帝時取消了禁止百姓收藏圖書的法令，儒家學者纔開始在民間傳播學說，但由於原書沒有完整地保留，長期依靠口頭流傳，造成很多錯亂和遺漏，《書經》出現了兩種本子，《詩經》有三種，齊地流傳的《論語》與魯地不同，《春秋》有數家之多，其他的典籍更混亂。漢武帝設置了太史公作爲專門機構，收藏全國獻上的圖書。司馬談、司馬遷父子，就是以太史所藏史書爲主要依據寫成一百三十篇《史記》的。到了漢成帝時，這些藏書又流失了不少，因而派陳農到各地收集散落在民間的圖書。又令光祿大夫劉向等人加以校閱整理，劉向死後，漢哀帝令其子劉歆繼承父業，終於將三萬三千九十卷書分爲七類，編成《七略》。
王莽覆滅時，皇宮中圖書被焚燒。東漢光武帝、明帝、章帝都很重視學術文化，特別注重儒家典籍，各地紛紛獻書，皇宮中的石室和蘭臺的藏書又相當充足了。於是將新書集中在東觀和仁壽閣，令傅毅、班固等依照《七略》分類整理，編成了《漢書·藝文志》。可是到董卓強迫漢獻帝西遷長安時，軍人在宮中大肆搶掠，將用縑帛寫成的長卷當作帳子和包袱，但運往長安的書籍還有七十餘車之多。以後長安也淪於戰亂，這些書籍被一掃而光。
魏國建立後，開始收集散在民間的圖書，由中央機構祕書負責收藏整理，根據不同內容分爲甲乙丙丁四部。加上西晉初在汲郡(治今河南汲縣西南)古墓中發掘出來的一批古書，共有二萬九千九百四十五卷。但不久八王之亂和永嘉之亂爆發，首都洛陽飽受戰禍，成爲一片廢墟，皇家圖書蕩然無存。
東晉在南方立國後，又陸續收集了一些，但對照原來的四部目錄，只剩下三千十四卷。此後北方的遺書逐漸流到江南，如東晉末劉裕攻佔長安時，曾從後秦的府藏中收集到四千卷古書。到宋元嘉八年(431年)祕書監謝靈運編成《四部目錄》，已著錄了六萬四千五百八十二卷。到齊朝末年，戰火延燒到藏書的祕閣，圖書又受到很大損失。樑初的祕書監任在文德殿集中、整理圖書，不計佛經共有二萬三千一百六卷。由於梁武帝重視文化，加上江南維持了四十多年的安定局面，民間藏書也大量增加。侯景之亂被平息後，湘東王蕭繹(即以後的梁元帝)下令將文德殿的藏書和在首都建康(今南京市)收集到的公私藏書共七萬餘卷運回江陵。
其餘的七萬卷應該是梁元帝在江陵的舊藏，至此，他的藏書達到了前所未有的十四萬卷。
梁元帝將這些圖書付之一炬的後果如何，《隋書·經籍志》也有記載：
由於北方長期戰亂不絕，圖書散失更加嚴重。北魏統一北方後，朝廷的書籍還很少。孝文帝遷都洛陽後，曾向南方的齊朝借書，藏書才稍有增加。爾朱榮之亂時，朝廷的藏書又散落民間。北周在關中建立之初，藏書只有八千卷，以後逐漸增加到一萬多卷，滅北齊後又獲得了五千卷。
隋文帝開皇三年(583年)接受了祕書監牛弘的建議，派人到各地搜訪異書，規定原書可在抄錄或使用後歸還，並且每捲髮給一匹絹的獎賞，因此收穫很大。隋滅陳後，又獲得了不少書籍，但這些大多是太建年間(569—592年)新抄的，用的紙墨質量差，內容也錯誤百出。這說明經過江陵焚書，南方的古籍已毀滅殆盡了。經過整理，隋朝祕閣的藏書達到三萬餘卷。隋煬帝時將祕閣的藏書抄寫了五十份副本，並在東都洛陽建觀文殿作藏書之用。
唐武德五年(622年)滅王世充，攻佔洛陽後，將所有圖書裝船運往長安。由於過三門峽時翻了船，大多數圖書落水漂沒，留下的只有一二成，連目錄都殘缺不全。唐初修《隋書·經籍志》時收集到的書有一萬四千四百六十六部，共八萬九千六百六十六卷。
由於唐初的藏書包括了555年以後數十年間問世的書籍，實際恢復的舊籍還不滿原來的一半。從數量上說，梁元帝毀滅了傳世書籍的一半。從質量上說，他所毀的是歷代積累起來的精華，質量自然遠在民間所藏或太建年間抄本之上，所以損失是無法用數量來估價的。
從秦始皇到唐初，中國的書籍已經遇到了大小無數次災難。從唐初到現在，天災人禍又難計其數，當時的近九萬卷書中大多也沒有能保留下來。但一次由皇帝主動焚燬十四萬卷書的記錄，在這二千多年間是絕無僅有的，在世界史上也是罕見的。
要是梁元帝沒有焚書，那麼即使在西魏軍隊佔領江陵時有所破壞，總有一部分會作爲戰利品集中到長安，也總有一些會流傳到今天，而間接保留到今天的信息必定會更多。如果這樣，公元555年前的中國史會比今天所瞭解的豐富許多，中國古代文明必定會更加輝煌。
二
一千四百四十年後的今天，中國人中知道發生過這場浩劫的人肯定已經不多了，但是江陵焚書的起因卻是值得所有關注中國文明命運的人認真思考的。
梁元帝焚書的間接原因是西魏的入侵和防禦戰的失敗。公元554年11月(樑承聖三年十月)，西魏遣大將於謹、宇文護、楊忠率五萬大軍從長安出發，直指江陵。其實，二年前梁元帝定都江陵，就已經註定了他覆滅的命運。江陵背靠長江，北方無險可守，而且遠離南朝長期的政治、軍事中心建康。爲了應付兄弟和宗族間的衝突、控制潛在的敵對力量，他又將軍隊分駐在各地，對北方的強敵西魏非但不加防範，還妄想利用它來消滅異己，甚至在接到樑朝舊臣馬伯符從西魏發來的密件時，還不相信對方已在作入侵的準備。
西魏的主帥於謹在出兵時就對梁元帝的戰術作了預測：上策是“耀兵漢、沔，席捲渡江，直據丹揚”，即軍隊總動員後主動放棄江陵，轉移到建康。中策是“移郭內居民還保子城，峻其陴堞，以待援軍”，即將外城居民遷進內城，加固城防工事固守，等待援兵。下策是“難於移動，據守羅郭”，即不作任何主動轉移，死守外城。而從各方面情況分析，梁元帝必然採取下策。以後的發展果然不出於謹所料，梁元帝的戰術甚至比下策還糟糕。
11月20日，武寧太守(治所在今湖北荊門市東北)宗均報告了魏軍即將南下的消息。梁元帝召集大臣商議，大將胡僧和謀臣黃羅漢說：“兩國關係友好，並沒有什麼利害衝突，必定不會如此。”上年曾出使西魏的侍中王琛說得更絕：“我當時揣摩宇文泰(西魏太師，實際統治者)的神色，肯定沒有入侵的道理。”梁元帝決定派王琛再次出使西魏。可是三天後，魏軍已到達襄陽(今湖北襄樊市)一帶，元帝這才下令內外戒嚴。但王琛跑到石梵(今湖北鍾祥縣境)後又給黃羅漢送去急信：“邊境秩序井然，以前的消息都是兒戲。”這使元帝又將信將疑。直到11月28日，他纔派人到建康去徵召握有重兵的大將王僧辯來江陵任大都督、荊州刺史，率軍入援。但他對抵抗魏軍毫無信心，12月1日晚上在鳳凰閣上已發出“今必敗矣”的哀嘆。即使在這樣的形勢下，他對部屬的防範控制卻絲毫沒有放鬆，郢州刺史(治今武漢市)陸法和出兵援江陵，他派人阻止：“我這裏能夠破敵，你只要鎮守郢州，不必調動軍隊。”就這樣失去了一支最近的援兵。
12月10日，魏軍渡過漢水，於謹派宇文護和楊忠率精騎襲佔江津(今荊沙市沙市區東南)，截斷了江陵以東的長江水路。當天梁元帝在江陵外城的津陽門外舉行了一次閱兵，但北風大作，暴雨驟降，只得草草收場。第二天，魏軍攻下武寧，俘獲太守宗均。一向坐轎的元帝騎馬出城，部署在城周豎起一道六十餘里長的木柵，命胡僧、王褒分別負責城東城西的防務，太子巡守城樓，百姓搬運木石。當天夜裏，魏軍到達離江陵僅四十里的黃華，14日進抵木柵下。15日，樑軍開門出戰，新興太守裴機殺了魏將胡文伐。可是到了24日柵內失火，燒掉了幾千家民房和二十五座城樓，魏軍乘機大舉渡過長江，於謹下令築起包圍圈，江陵與外界的聯繫完全斷絕。儘管梁元帝已多次向四方徵召援兵，但沒有一支到達。實力最強大的王僧辯遠在建康，雖已作了部署並派出前軍，卻準備採取等待時機、襲擊魏軍後路的策略，可惜還來不及實行，江陵就已陷落。另一支援兵由廣州刺史(治今廣州市)王琳率領，雖日夜兼程，但剛趕到長沙。27日，深感絕望的梁元帝撕下一塊帛親筆寫上：“吾忍死待公(你)，可以至矣!”催王僧辯進軍，但早已無濟於事。555年1月4日，樑軍分路開門出戰，全部敗還。10日，魏軍全面攻城，樑軍主將胡僧中流矢而死，軍心動搖，有人開西門放入魏軍。元帝退入金城(內城)，立即派兩位侄兒作人質，向於謹求和。城南將領紛紛投降，城北的將士苦戰到黃昏，聽到城陷的消息才四散而逃。
元帝在焚書時想赴火自殺，被左右阻止，於是準備投降。謝答仁等勸他乘夜突圍，只要渡過長江，就能得到駐在江南馬頭的一支樑軍的救援，但元帝不慣騎馬，認爲“事必無成，徒增辱耳”。在王褒的挑撥下，元帝還懷疑謝答仁的忠誠，因此在他建議收集內城殘部五千餘人固守後又拒絕與他見面，氣得謝答仁吐血而去。元帝換上白馬素衣出東門投降，備受羞辱後，於1月27日被殺。魏軍從樑朝王公大臣和江陵百姓中選了數萬人爲奴婢，作爲戰利品押回長安，其餘老弱幼小全部殺盡，得到赦免的只有三百餘家。當時天寒地凍，冰雪交加，又有二三成人沿途凍死或被人馬踩死。
這場戰爭實際只進行了一個月，而且樑軍根本沒有什麼有效的抵抗，最大的損失還是這十四萬卷書和江陵城中的無辜百姓。
三
江陵焚書又是梁元帝主動犯下的罪行，因爲魏軍兵臨城下時並沒有焚書的必需，他要戰要降也與是否焚書無關。在他被俘後曾被問到焚書的原因，回答是：“讀書萬卷，猶有今日，故焚之。”這固然說明他至死也不瞭解亡國的真正原因，或者知道了而不願承認，但也證明了他一生愛書，愛讀書，由極度的愛突變爲極端的恨，要讓這些書成爲他的替罪羊或殉葬品。
據《梁書·元帝紀》所載，他五歲時就能背出《曲禮》的上半部。雖然自幼瞎了一眼，卻異常好學，“博總羣書，下筆成章，出言爲論，才辯敏速，冠絕一時”;“性不好聲色，頗有高名”。這些話或許有所誇張溢美，但有幾件事情卻是不會作假的：元帝酷愛玄學，從554年10月19日開始在龍光殿給大臣們講解《老子》。11月23日，魏軍已經到達襄陽，他才暫停講課，宣佈“內外戒嚴”。到了27日，見邊境沒有什麼動靜，便又恢復講課，百官只得穿着軍裝聽講。12月27日晚上，江陵已處於魏軍合圍之中，元帝上城巡視，還雅興不減，隨口作詩，羣臣奉和。他的著作有《孝德傳》三十卷，《忠臣傳》三十卷，《丹陽尹傳》十卷，《注漢書》一百五十卷，《周易講疏》十卷，《內典博要》一百卷，《連山》三十卷，《洞林》三卷，《玉韜》三卷，《補闕子》十卷，《老子講疏》四卷，《全德志》、《懷舊志》、《荊南志》、《江州記》、《貢職圖》、《古今同姓名錄》一卷，《筮經》十二卷，《式贊》三卷，文集五十卷，合計超過四百卷。如此廣博浩繁的成果，即使是專業學者也並非唾手可得，對於一位活了四十七歲、又經歷了多年亂世的皇帝來說，實在是了不起的成績。他的詩文雖然不脫輕薄浮豔習氣，但也不乏清新雋永之作，在中國文學史上據有一席之地。作爲皇子，他先後在會稽(今浙江紹興市)、建康、江州(今江西九江市)和荊州(治江陵)任職，要收羅七萬捲圖書，並最終彙集到十四萬卷，也是煞費苦心的。要說梁元帝愛書，愛讀書，是毫無疑問的。
不僅梁元帝如此，歷代帝王中愛書和愛讀書的人還不在少數，如《隋書·經籍志》中提到的幾次大規模徵集圖書，無不與當時帝王的愛好有關。連暴虐無道以至亡國的隋煬帝，在保存古籍方面也做了一件好事。要不是他下令將祕閣的三萬卷書抄了五十份副本，說不定多數書會逃不過隋末唐初的戰禍。皇帝既有絕對的權力，又有取之不盡的錢財，還有普天之下的臣民可供驅使，在收集、整理和保藏圖書方面的作用是任何其他個人都無法替代的。
但是歷史的悲劇也正發生在皇帝身上。一旦圖書爲皇帝所收藏，就成了他個人的私產，不僅從此與民間絕緣，而且隨時有被篡改或銷燬的可能，也會成爲一位皇帝或一個朝代的殉葬品。梁元帝焚書後，又把所佩寶劍在柱上砍折，自嘆：“文武之道，今夜盡矣!”在他眼中，十四萬冊書與一把寶劍一樣，不過是他的私產，有用時用之，無用時毀之，何罪之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