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爲什麼要貶低儒家五經之一的《春秋》?這是很多讀者都特別想知道的問題，下面小編就爲大家詳細介紹一下，一起看看吧。
《春秋》是我國現存最早的編年體史書。它一事一記，互不連貫，最簡的記載僅一個字，反映了早期編年體體例的缺陷。《宋史•王安石傳》記載安石“黜《春秋》之書，不使列於學官，至戲目爲‘斷爛朝報’”。因此，史學史上向有王安石斥《春秋》爲斷爛朝報之說。
《宋史》的記載並非無中生有，南宋紹興進士周麟之在《春秋經解》跋中曾記道：“先君傳《春秋》於孫先生，嘗言王荊公初欲釋《春秋》以行於天下，而莘老之書已出，一見而忌之，自知不能復出其右，遂詆聖經而廢之，曰‘此斷爛朝報也’，不列於學官，不用於貢舉雲。”周麟之所說的孫先生即孫覺(1028—1090)，高郵(今屬江蘇)人，字莘老。
早年與王安石友善，後因反對青苗法被黜。他少學於經學家胡瑗，爲胡瑗千餘弟子中的佼佼者，著有《春秋經解》。周麟之認爲，王安石是妒忌孫覺的書早出，自覺無法超過他，所以才詆譭《春秋》，並利用手中的權力，使之不能列於學官。後世認爲王安石廢經斥《春秋》的議論，皆本於此。
但是，周麟之的說法有許多不合情理之處：首先，王安石若妒忌孫覺，詆譭他所作的《春秋經解》就足夠了，何必冒天下之大不韙去詆譭士大夫奉爲經書的《春秋》呢?舍其易而爲其難，王安石怎麼會去做這種愚者不爲之事?其次，《春秋經解》是孫覺的晚年之作，孫比王安石小七八歲，去世又晚於王安石好幾年，王安石怎能看到他的晚年作品，又何從妒忌?其三，王、孫二人私交甚好，王安石行新政，將孫覺援以爲助;後雖因具體見解不合，但並未反目成仇，王安石謝政歸金陵，孫覺前去探望;王安石去世後，孫覺還親自作誄文祭奠他，這樣的交情，怎會有相忌相斥之事?
清朝蔡上翔《王荊公年譜考略》認爲：王安石“甚尊信《春秋》，而亦不盡廢《傳》”。《臨川文集》中多處把《春秋》與《詩》《書》並提，並常引述《春秋》大義，安石本人還著有《春秋左氐解》，怎麼會貶斥《春秋》呢?至於《春秋》不列於學官，一方面是由於王安石認爲：“《春秋三傳》既不足信，故於諸經尤爲難。”(《答韓求仁書》)這一原因，連王安石的政敵楊時也是承認的，他在《春秋經解》序中說:“熙寧之初，崇儒尊經，訓迪多士，以謂三經異同，無所考證，於六經尤爲難知，故《春秋》不列於學官，非廢而不用也。”
正因如此，王安石平日遇到有人向他請教學問，都很樂意回答，唯獨問及《春秋》與《易》不答，他認爲此二經微言大義，奧衍難解，一旦領會錯了，必當謬以千里，因而不敢臆說，這正是王安石治學謹嚴之處。另一方面，王安石認爲：“三經所以造士，《舂秋》非所以造士之書也。學者求經，當自近者始，學得《詩》，然後學《書》，然後學《禮》，三者備，《春秋》其通也。”(陸佃《答崔子方書》)既然《春秋》不是學者學經的入門之書，不列於學官也是合情會理的。
那麼，“斷爛朝報”之說到底有沒有呢?有的，但那是有特定含義的。王安石的學生陸佃、龔原都鑽研《春秋》，前者著《春秋後傳》，後者有《春秋解》，遇到疑難之處講不通，他們就自以爲是闕文。王安石不同意他們的做法，曾笑着說：“闕文若如此之多，則《春秋》乃斷爛朝報矣。”意思是批評他們不去刻苦鑽研經文的正確涵義，卻隨意用闕文來自欺欺人。
這話實是尊經而不是詆經，是褒獎而決非貶斥。宋人林希逸說：“今人皆以‘斷爛朝報’爲荊公罪，冤矣。”(《慮齋續集•學記》)尹焊也嘆曰：“介甫未嘗廢《春秋》，廢《春秋》以爲斷爛朝報，皆後來無忌憚者託介甫之言也。”(同上書引)王應麟、朱彝尊、全祖望等學術大家也都曾有考證，爲王安石此“罪”鳴冤叫屈。然而,現代不少學者卻仍沿襲舊說，在文章、課堂上一再介紹這一說法。看來，王安石究竟有無貶《春秋》，還有待於進一步論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