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八大家”之一曾鞏的文章一寫出來就被衆人拿去傳抄，不到一個月就傳遍天下，引得讀書人爭相背誦。王安石曾誇道：“曾子文章衆無有，水之江漢星之鬥。”明代讀書人對他的評價就更高了，甚至說他是繼孟子之後文采最好的人。但比起寫文章，曾鞏更愛講道理。
曾鞏特別喜歡從日常小事中發掘深刻的哲理—參觀王羲之留下的墨池後，他在《墨池記》中總結：“無論寫字還是做事，都要努力”;他的老師歐陽修寫了《醉翁亭記》，他馬上跟着寫了《醒心亭記》，強調“真正讓老師快樂的不是山水，而是國泰民安”;聽和尚彈琴，他也能悟出“做人要奮發圖強、品性端方”……
文人大多會玩綿裏藏針那套，曾鞏卻喜歡板起臉來直接開罵。慶曆年間，信州鵝湖院建了一座佛殿，有個叫紹元的和尚請曾鞏寫記文。曾鞏在記文中怨氣沖天地說：“朝廷正跟西夏打仗，全國上下都在勤儉節約，百姓更是辛辛苦苦地一邊工作一邊交稅，你們倒好，修個佛殿花錢無數……對，就是那個叫紹元的和尚請我寫記文的!”聽這口氣，彷彿要把紹元和尚死死地釘在歷史的恥辱柱上。
除了擺事實、講道理，曾鞏的文章滿是“儒家正能量”，在封建時代怎會不受追捧?大儒朱熹就是他的鐵粉。
其實曾鞏早年的文章頗有幾分靈氣，也曾寫出“一番桃李花開盡，惟有青青草色齊”這般清新可喜的詩句，後來卻越發追求“義正詞嚴”。歐陽修對此惋惜不已，表示寧願他“放飛自我”。
文如其人，曾鞏的脾氣比較火爆，連自家親戚都怕他，朋友更是少得可憐。同僚王銍曾控訴他“仗着自己是前輩，看不起人”，曾鞏卻不以爲意，自稱“天下同志者不過三數人而已”，頗有驕矜之意。
曾鞏和王安石曾是至交，兩家幾輩人都有姻親關係，後來卻因政見不合而發生衝突。曾鞏任福州太守時，衙署旁有個大菜園，當時朝廷不給太守發放職田，他的前任就靠賣菜補貼生活，一年能收三四十萬兩銀子。王安石勸曾鞏將菜園的利潤最大化、規範化，曾鞏卻嫌棄地說：“太守怎能與民爭利?”於是任憑這個菜園荒廢，當地菜農有了更多市場份額，無不拍手稱快。
曾鞏多次批評王安石做事急躁、有錯不改，奈何王安石正得勢，他被外放長達12年。他們一度斷絕往來，直到曾鞏臨死那年，早已下臺的王安石連續幾天前去探望，兩人勉強和好。
在王安石的政敵那邊，曾鞏也沒討什麼好。況且，他的弟弟曾布曾是王安石手下的“變法驍將”。後來曾布與王安石鬧翻，被攆出中央，在守舊派看來無非是“狗咬狗”，越發襯得曾鞏可惡。敦厚如司馬光也在《日錄》中說：曾鞏考中進士要入京時，鄉親高興地辦起道場，感謝皇帝爲當地除了一害。這些說法並無實證，有可能是司馬光爲泄私憤而編排的。
如此一來，無論哪派當政，曾鞏都無出頭之日。皇帝偶爾動了起用他的念頭，衆人齊潑冷水，比如呂公著說他“人品不如能力，能力不如文章”。
面對坎坷仕途，曾鞏雖有牢騷，卻沒過多痛苦和糾結，字裏行間滿是理性，幾乎看不出情感起伏。與其說這是一種豁達，不如說是他對自身信念的堅定。他早已在儒家經典中找到安身立命之所，狹隘也好，偏執也罷，最終倒顯得一派純真，足以讓那些自作聰明的投機者汗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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