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印象中的和珅，除了經濟大權獨攬外，其實還做過很多其他的事情，比如帶兵，比如接待外賓等等，他可不是一個簡單的人物。
乾隆三十四年(1769)，剛剛20歲的和坤承襲了他家“三等輕車都尉”的世職;不久就入宮當差，先後在“尚(上)虞備用處”和“鑾儀衛”充當“執事人”(皇帝出行時的服務人員)和侍衛(亦稱校尉，負責皇帝在皇宮、行宮等處以及出行時的警衛)。乾隆三十七年(1772)提升爲三等侍衛;在此期間，雖然工作、生活比較艱苦一些，但可以不時接近皇帝，有討得君主青睞的機會。這正如他自己在一首詩中所說：“莫嗟行役苦，時接聖人歡”。
在經過三年小心翼翼的“三等侍衛”生活後，到了乾隆四十年(1775年)，和坤終於等到了在乾隆皇帝面前一展才華的機會。關於乾隆帝發現和坤，傳說有幾種。有一種說法是說：有一天，乾隆帝“大駕將出”，倉促中怎麼也找不到“黃蓋”(皇帝出行時儀仗隊用的一種“傘”)，於是皇上生氣問道：“這是誰的過錯呀?!”只見底下的人都個個瞠目結舌，不知所措地相互對望，一下子都傻了眼。這時和坤趕忙跑上前去應聲答道：“典守者不得辭其責”。乾隆帝擡頭一看，好一個“儀度俊雅”的美小夥，不覺怒氣頓消。於是問道：“是何出身?”答對：“生員”。又問：“你參加過鄉試嗎?”答曰：“戊子(一說庚子)曾赴舉。”又問：“何題?”對曰：“孟公綽一節。”乾隆帝說：“你能把你的文章背下來嗎?”於是和坤便滔滔不絕地背誦起來，且聲音洪亮，字字清晰，乾隆帝聽後，龍心大悅。說道：“可以呀，完全能夠中舉啊!”於是君臣知遇便由此開始，遂派和坤總管儀仗，不久便升遷爲乾清門御前侍衛，此後官位節節高升。另一種說法，與此大同小異：一日，乾隆帝“警蹕出宮”，在轎中翻閱“邊報”，當他看到一篇奏文中提及有一個重要犯人逃脫，十分生氣，便順嘴說出《論語》中“虎兕出於柙”一語。當時扈從的侍衛和羽林軍們聽後，個個都驚呆了，不知皇上說的是什麼?彼此交頭接耳，相互詢問。只見和坤獨對曰：“爺(當時宮內人稱乾隆皇上爲‘老佛爺’或‘老爺子’)謂‘典守不得辭其咎耳’”。乾隆帝聽後，非常高興，一看身邊站着一位翩翩美青年，便問道：“你讀過《論語》嗎?”和坤答曰：“讀過”。接着乾隆帝又問了和坤的家世、年齡等等，亦對答如流，頗得上意。於是“恩禮日隆”，官運亨通。此外，關於和坤得寵的原因，還有一些離奇，而且荒誕不經的傳說，大都不可信。
總之，和坤由於一個偶然的機遇，得到乾隆帝的青睞、恩遇。再加上他聰明伶俐，眼勤手勤，善於逢迎，更善於揣摩乾隆帝意，日久天長，掌握了乾隆帝“喜諛而惡直”的心理，畢恭畢敬，哪怕聽到乾隆帝咳嗽一聲，他便能立刻把痰盂送上……這怎能不討得皇上歡心!於是“恩禮日隆”，名冠朝列。從乾隆四十年(1775)和坤被任命爲御前侍衛，兼滿洲正藍旗副都統開始，他的官位就像斷了線的風箏，扶搖直上。乾隆四十一年一月，任戶部右侍郎;同年三月，入軍機處辦事，授其爲軍機處行走;次月，又升爲內務府總管大臣;同年八月，兼任鑲黃旗副都統;同年十一月，又兼任國史館副總裁，戴一品頂戴;同年十二月，賜紫禁城內騎馬的特權，併兼總管內務府三旗官兵事務。同時他家的旗籍也從正紅旗擡入正黃旗，進入了上三旗。接着他家也由驢肉衚衕搬到德勝門內什剎海畔(即今恭王府)。乾隆四十五年(1780)，乾隆帝把最心愛的第十女和孝公主許配給了和坤的長子豐紳殷德，從此乾隆帝與和坤成爲了兒女“親家”，兩家結爲了椒房懿親，和家變成了皇親國戚。也就是在這一年初，和坤奉乾隆帝命赴雲南，查辦雲貴總督李侍堯貪污案，獲得成功;並提出了有關“設關”、“鹽務”和“錢法”等改革建議;同時還對“清緬關係”、“清與安南(今越南)的貿易”的改善都提出了看法，深得乾隆帝讚賞。他在處理國內各少數民族事務與接待周邊各朝貢國家使節上，顯示了其才幹，成爲了“民族事務”和“外交事務”的行家裏手。乾隆五十八年(1793)，夏秋之間，英國特使馬戛爾尼率領龐大代表團訪華，中英雙方在覲見皇帝禮儀，以及英方要求派使臣常駐中國、開放港口、減輕關稅等一系列問題上發生分歧。和坤稟承乾隆帝的旨意，與英國特使進行了艱苦而長期的談判交涉，結果使英國人同意按清廷禮儀進行覲見。事後，連英國使節也不得不承認和坤是一位傑出的外交家。認爲他在談判中，“保持了尊嚴的身份……態度和藹可親，對問題的認識尖銳深刻，不愧是一位成熟的政治家”。
和坤的官位幾乎是年年升遷，可以說高官作遍，風光享盡;他所管的範圍越來越廣，所轄的部門越來越多，權力也越來越大。他從乾隆四十一年(1776)起，至嘉慶四年(1799)初，前後擔任23年軍機大臣;以軍機大臣又兼步軍統領(即“九門提督”，相當於今天的“北京衛戍司令”)22年;以軍機大臣、步軍統領，又兼戶部尚書長達15年之久。他從承襲三等輕車都尉晉封爲一等男爵，再晉封爲三等忠襄伯，最後晉封爲一等嘉勇公。他從宮內普通的“執事人”、侍衛，擢升爲軍機大臣、御前大臣、領侍衛內大臣、大學士，掌管吏、戶、刑、兵四部及三庫、理藩院、內務府、圓明園、茶膳房、造辦處、上院、太醫院與御藥房等等事務。在經濟上，他除了任戶部尚書外，還控制着國家重要的進財口——崇文門稅務監督這個要職。在軍事上，他除了擔任過兵部尚書外，還長期擔任京師的步軍統領等要職，並控制着火器營和健銳營等清軍中執掌新式兵器的特種部隊。在文化上，他除了曾擔任《四庫全書》正總裁外，還擔任過《欽定大清一統志》、《欽定日下舊聞考》、清《三通》、《石經》、《清字經》和《熱河志》等書的正總裁、總裁，以及經筵講官、日講起居注官、教習庶吉士、殿試讀卷官和翰林院掌院學士等要職。這一切就意味着和坤當時把國家的政治、經濟、軍事、外交與文化等方面的大權獨攬於一身，並對清朝社會產生了一定影響，這種現象在整個清王朝歷史上也是不多見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