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到丁卯奇荒，大家都會想到什麼呢?下面小編爲各位介紹一下相關的歷史事蹟。
光緒四年(1878年)，大清北洋大臣李鴻章與山西巡撫曾國荃，這兩位彼時大清的頂樑柱人物，竟是前後腳大倒苦水：先是李鴻章在寫給曾國荃的信裏，描述了朝廷高官們心急火燎求雨的場面，繼而語出驚人——倘若今年再不下雨，那麼北方“數省生靈，靡有孑遺，我輩同歸於盡，亦命也夫。”咱們就手拉手陪大清一道死吧。
而被李鴻章哀嘆要“一起死”的曾國荃呢，此時在山西巡撫任上，也是隔空一聲長嘆：“歷觀二十一史所載，災荒無此慘酷。”
1878年，在許多近代史眼裏，是捱打不斷的大清朝，看上去“還不錯”的一年：此時清王朝洋務運動正辦的紅紅火火，各種近代工業源源不斷涌現，還常被稱爲“同光中興”。
這麼個“中興”的好年頭裏，究竟是什麼事情，讓兩位大佬發出“同歸於盡”、“慘酷”之類的哀嘆?這正是晚清歷史上一樁破壞力空前慘烈的天災：“丁戊奇荒”。
1875年初，年僅4歲的光緒，剛剛被扶上皇帝寶座，北方很多地區便先後呈現出乾旱跡象。當年，京師和直隸地區一直到冬天，仍然雨水稀少。
一年後，旱情加重，以直隸、山東、河南、山西爲主要災區，北至遼寧、西至陝甘、南達蘇皖，形成了一片前所未有的廣袤旱區。受乾旱影響，華北大部分地區的糧食等農作物全面歉收，產量減半，山東收成甚至不及往年的三成。大旱引發的饑荒，致使一些災民“飢則掠人食”，過境者往往失蹤，人們爲此甚至“相戒裹足”，不敢遠行。
1877年，華北旱情急劇升級，尤其是山西，旱荒空前。山西巡撫曾國荃向清廷奏報時稱：“晉省迭遭荒旱……赤地千有餘裏，饑民至五六百萬之衆，大祲奇災，古所未見”，“詢之父老，鹹謂爲二百餘年未有之災”。
當時在山西，饑民爲了活命，樹皮草根都已吃光。絕望的民衆甚至取小石子磨粉，和成面狀吃下，或掘觀音白泥充飢，結果，不數日間，泥性發脹，腹破腸裂。當再也沒有什麼東西可以吃的時候，“人吃人”的慘劇便發生了。
英國傳教士李提摩太，曾在日記中記下了山西受災的慘狀：城門口旁邊堆放着被剝光了衣服的一大堆男屍，一個疊着一個，就好像在屠宰場看到的堆放死豬的樣子;另外一邊同樣堆放着一大堆女屍，衣服也全被剝光，這些衣服全被送到當鋪換取食物了。這一帶路上的樹都呈白色，從根部往上10尺到20尺的樹皮全被剝光充作食物。
旱災的陰霾，同時籠罩在河南、陝西等省上空。許多災民“不得不逃亡四出，扶老攜幼，號泣中途，帶病忍飢，踉蹌載道”。走投無路的饑民甚至鋌而走險，聚衆搶糧。他們打着“王法難犯，飢餓難當”的旗號，攔路搶劫，糧價因此又陡增十倍以上。直隸地區也有災民組成“砍刀會”，專門搶糧。
而在甘肅東部、四川北部以及山東地區，旱災同樣嚴重，以致“炊煙斷縷，雞犬絕聲，父棄其子，兄棄其弟，夫棄其妻，號哭於路途。是冬及次年春，或舉家悄斃，成人相殘食，殣(餓死的人)殍不下數萬”。
到1878年，大旱持續已三年，因旱災帶來的各種人間慘劇，更爲嚴重了。河南境內，僥倖活下來的饑民大多奄奄一息，一些氣息猶存的災民，倒地之後被餓犬、野狼殘食。在直隸河間府，一些壯年饑民竟在領受賑濟的時候倒死在地上。
這場持續四年的災難，真實的景象，遠遠超過了李鴻章曾國荃們口中的“慘酷”：清朝人對這場災難的筆記裏，全是“餓殍遍地”、“白骨盈野”、“日有路斃”、“因飢寒而死者不勝屈”之類的描述。在災區勘察的大臣閻敬銘估算，幾個受災省份，每個省每天餓死者，恐怕就在千人以上。
而放在各個受災省份裏，那更是種種慘不忍睹的畫面：山西南部的小麥全部枯死，山西省的樹皮草根，在1877年就全吃光了，災民多達五六百萬人。山西巡撫曾國荃在奏議中說災區“赤地千有餘裏，饑民至五六百萬之衆，大□奇災，古所未見”
直隸六十三個州縣受災，全省收成減半。旱災引發蝗災，從天津以北至南各地，蝗蟲遮天蔽日，把枯萎的殘存莊稼吞食精光;災區的兒童瘦到皮包骨頭，因爲長期吃雜草導致肚子膨脹。逃荒的乞丐塞滿了直隸周邊官道，場面“倒斃滿路”。
山東八十二個州縣受災，全省收成不到三分，以至於“哀鴻遍野，滿目淒涼”。《山東通志》稱該年全省“大旱，民飢”;各處“飢黎鬻妻賣子流離死亡者多，其苦不堪言狀”(1876年12月11日 《申報》)。
河南八十七個州縣受災，全省農業歉收，減產一半左右，饑民五六百萬，懷慶以南四百里的野草全部吃光。“乏食貧民，所在多有”，僅開封一地，靠賑災粥廠就食的災民即達7萬餘人。幫辦河南賑務的大臣袁保恆剛進河南，就看到黑壓壓逃荒的災民……
緊跟着饑荒到來的，還有恐怖的瘟疫，春夏之交，北方大部又因災害引發了瘟疫，河南幾乎“十人九病”，陝西“災後繼以疫癘，道殣相望”，山西百姓因疫而死的達“十之二三”。許多災區更成了動亂不斷的人間地獄，搶糧動亂此起彼伏。
“丁戊奇荒”也引發了中國近代史上大規模的災民遷徙潮，其中尤以“走西口”和“闖關東”最爲典型。
“丁戊奇荒”迫使大批山西百姓背井離鄉北上長城口外的蒙古，另謀生路，其中忻州、雁北等晉北地區最爲突出。山西北部向來土地貧瘠，自然災害頻繁，生存環境惡劣，“河曲保德州，十年九不收。男人走口外，女人挖野菜”的民謠，便是當時社會狀況的寫照。每遇災歉，人們不得不流離失所。
這些從災荒中遠走他鄉的逃難人，將晉文化帶到了內蒙古中西部地區，與當地的遊牧文化相融合，形成了富有活力的移民文化。蒙古地區傳統單一的遊牧社會，逐漸演變爲旗縣雙立、農耕並舉的多元形態，使得內蒙地區和內地漢族地區的關聯變得緊密。民國初外蒙古獨立了，內蒙古卻留下來了，也許這就是原因之一吧。
與山西類似，受“丁戊奇荒”影響，無以爲生的山東饑民，大量外出逃荒，紛紛“闖關東”，以致出現了大規模的流民潮。他們拋棄家園，逃至產糧較豐的東北奉錦一帶，那裏土地肥沃，人煙稀少，且與山東僅一海之隔，乘船當日可至，因此“闖關東”對山東災民具有極大的吸引力。至1877年4月底，逃出山東而投奔他鄉者已有300萬人。
以《光緒東華錄》等資料估算，從1876年到1879年，僅山東、山西、直隸、河南、陝西等北方五省遭受旱災的州縣就分別有222、402和331個，共955個;至少有兩億國人捲入了這場災難，約佔當時全國人口的一半。直接死於饑荒和瘟疫的人數，就有1000萬人以上，僅山西一省1600多萬居民中，就死亡500多萬人。流民人數不少於二千萬，冰冷的數字背後，是數不清的人間慘劇。
“丁戊奇荒”爲什麼會造成上千萬的人死於非命?考查一下清朝當時的政治和社會現狀，不難發現，這場觸目驚心的大災害，既是天災，也是人禍。
從1875年起，晚清王朝就遭受了酷烈的極端天氣，東南各省持續水災，北方各省卻乾旱無雨，就連西南的四川等省，後來也是“禾苗焚稿”。蝗災等天災也緊跟着爆發。洶涌逃難的難民，更令瘟疫加劇傳播，於是，就有了煌煌史冊裏，那些並不遙遠，卻不忍猝讀的記錄。
但比這些天災更嚴重的，是丁戊奇荒裏的人禍。
自古以來，完善的倉儲制度和充足的糧食儲備是國家穩定的重要保證。與歷朝歷代一樣，清王朝也在各省、州、縣設置了糧倉，並形成了一套較爲完備的管理制度。但隨着清王朝的日益腐朽，倉儲制度也漸趨衰敗。各級官吏非但沒有及時採買倉谷，反而藉機變賣、挪用、侵盜糧食。
道光十年(1830年)，戶部清查全國糧倉儲備情況時發現，實存糧僅1400萬石，缺額達1800萬石。到咸豐十年(1860年)，全國存糧僅523萬石。無怪乎“丁戊奇荒”爆發之際，災區缺糧，不但無樹皮草根可採摘，“抑且無糧可購，哀鴻遍野，待哺嗷嗷”，很多人因此活活餓死。
同時，自1840年鴉片戰爭以來，清王朝腹背受敵，內外交困，元氣大傷。僅鴉片戰爭就耗去了國庫存銀的3/4，鎮壓太平天國運動又至少耗掉4億多兩白銀，此外還有對列強的鉅額賠款和其他大小戰事的軍費，以致在同治三年(1864年)，清王朝國庫僅存銀6萬餘兩。
“丁戊奇荒”發生時，“海內窮困已極”、“內外庫儲俱竭”，儘管清政府多方籌措，仍捉襟見肘。所籌賑款中，屬於部撥、協撥及截留的公款很少，受惠最多的山西也只有317萬兩，不足全部賑款的三分之一。
而時局的動盪，更使得生靈塗炭，民不聊生。曾國藩就曾說：“近年從事戎行，每駐紮之處，周曆城鄉，所見無不毀之屋，無不伐之樹。”頻繁的戰火、社會的破壞、生態的惡化，嚴重削弱了清廷和民衆抗擊災害的能力。再加上當時災害來臨時，地方官員沒有及時通報災情，通報後也沒有如實彙報災情真實情況。
實事求是講，對於這場災難，當時的晚清政府，也是出了力的。爲賑災採用了不少辦法，有的開了中國賑災歷史上的先河。從光緒二年到光緒五年，清王朝平均每年都調撥給災區十七萬石漕米，還每年額外調撥五十萬兩白銀用於災區賑濟。
光緒三年七月，在曾國荃的奏請下，清政府發給他虛銜實職空白執照各2000張，他除了在山西就地開捐外，還派人到商賈富足之區如天津、上海、漢口、寧波各處及皖、湘、閩、粵、桂、川、浙、贛各省設捐輸局，按捐輸數量的多少，分別給捐者不同的官銜和官職。北方災區用此法集捐賑銀四五百萬兩以上，然李鴻章道：“鬻爵數萬，不過活人數千，言之痛心。”
然而把災情折騰到水深火熱的，恰是清王朝自己的苛政。
晚清時爲了增加賦稅和財政收入，清政府竟允許並鼓勵民衆種植鴉片。第二次鴉片戰爭後，西方列強迫使清政府解除鴉片禁令，使鴉片貿易合法化。自19世紀60年代起，西方每年輸入中國的鴉片有5.6萬擔，中國白銀爲此大量外流。
李鴻章等人於是提議：“洋藥不能禁其來”，不如“開洋藥之禁以相抵制”，不惜以自種自產鴉片的方式與洋人抗衡。幾年後，全國各省幾乎都有鴉片種植，山西、河南、山東等重災區更是生產鴉片的重要基地。以至於英國傳教士走遍中國地方地區之後，感嘆連孔聖人的故鄉也滿是罌粟花。
以山西爲例，1877年，山西耕地面積約爲530萬畝(當時全國耕地約8億畝)，其中60萬畝種植了鴉片。以至於糧食大量減產，面對突發的災情，官府拿不出足夠的救濟糧，只能幹看百姓餓死。
山西巡撫曾國荃後來曾說：“此次晉省荒歉，雖曰天災，實由人事。”因爲種植鴉片不僅侵佔良田和勞力，造成糧食不足，而且誘使相當部分農民自種自吸食，影響了健康和勞動能力。繼任山西巡撫張之洞也指出：“丁戊奇荒，其禍實中於此”。
而且，即使災情如此嚴重，清政府一邊發着救濟，一邊橫徵暴斂。比如各省的“徵糧釀酒”政策，由於關乎朝中官員的“飯銀”，所以一度依然強徵，大批本該救濟災民的糧食，就這麼變成了官員們餐桌上的酒。直到災情越發嚴重，清王朝才把這惡政停掉。但修建西太后頤養宮殿等“採辦”，清王朝卻藉口“已有定例”，照樣往災區玩命強徵。慘重的災情，就這樣火上澆油。
更堪稱人禍的，還有災區各地官員的表現。爲什麼一場旱災，就能讓各省損失慘重?恰因各地官員的昏聵行爲。比如直隸地區，在大災爆發以前，當地的五條大河和六十條支河，全因年久失修而報廢，以至於“旱則赤地千里”。
更讓人不齒的，還有那些發國難財的貪官們。大臣閻敬銘視察山西石門災區時，驚見當地“餓殍遍野”，倖存者皮包骨，可官府裏的賑災糧堆積如山——原來所謂賑災糧，早被當地地方官劃入自家腰包，就想趁大災賣高價。
如此景象，在當時北方各地災區，也只是冰山一角。持續四年的大災裏，各地的貪官們挖空心思，除了操縱地方糧價牟取暴利，甚至還“吃災賣荒”，藉着災情大肆吞併土地。
靈丘縣的官吏甚至還和人販子勾結，把當地婦女兒童賣到他鄉，僅是衙門的賬薄上，就有十萬婦女兒童被拐賣了。憑着這“慘酷”的天災，好些官員撈夠了油水，成功一夜暴富。他們腦滿腸肥的背後，就是上億的災區百姓，掙扎在死亡線上的慘景。
總的來說，清政府的賑災是不力的，災荒引起的後果也是極其嚴重的。“丁戊奇荒”中，災民人數之衆、範圍之廣、時間之久，史上空前，甚至連北京這樣的地方，賑災的速度也趕不上災民的增長速度，“桀驁者沿街搶奪，捨命而不悔”。
腐敗猛於天災的歷史教訓，看過“丁戊奇荒”的歷史往事，點點滴滴，觸目驚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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