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說起宋朝的話，各位一定都有所耳聞吧。
雖然宋朝以“不殺士大夫”、“待士大夫有禮”著稱於世，但是官員凡有過失、瀆職、貪污、不法、違制等罪狀，最多受到貶謫。其貶謫方式多樣，有的因罪狀比較輕或者君王比較眷顧，只是象徵性的略作貶謫，有的則是重責，甚至嚴責。
宋朝對貶謫官員的處罰手段主要有編管、羈管、安置、居住等。其中涉及到貶謫官俸祿的有安置和居住。羈管、編管大多是除名勒停人，無俸給收入。與編管、羈管人相比，安置人的待遇要稍優一些，官員被安置多數是責授節度團練副使或長史、司馬等散官，所以他們仍保留有封賜和部分俸給的權利。
貶謫較輕的官員還好，與貶謫之前比較，雖然俸祿較低，但還有一定經濟來源，不至於生活困苦。而受到重責甚至嚴責的官員，則是毫無俸祿可言，有的甚至靠乞討生活。所以，在宋朝遭受貶謫其實是一種很嚴酷的處罰了，當然了，相比其他朝代的處死或者流放還是要好很多的。
貶謫官的俸祿
蘇軾當時被貶黃州時是檢校水部員外郎、團練副使，檢校官只是能從朝廷多領一些官酒，可以多得一些退酒袋的錢而已。不管這些受到安置的責授散官有沒有俸祿，總之他們還是能從朝廷獲得一些經濟來源，儘管這些錢微乎其微，正如王禹偶說的“有俸是嗟來”，但起碼這些有限的“俸祿”能保證他們的基本生活。
貶謫官其它的經濟來源
1、親友資助
在宋朝雖然不會被殺，但會被貶，貶謫官的經濟來源除了來自朝廷的俸祿外，還有一些其它的來源方式，比如官員遭到貶謫後，由於有的沒有俸祿，有的只有微薄的收入，導致其生活異常艱苦，不得不依靠他人救濟才能勉強維持生活。
黃庭堅在被貶黔州時，由於生活比較貧困，就曾接受不少朋友的資助，使逆境中的黃庭堅非常感激，他在給王補之的信中寫到：“謫官寒冷，人皆掉臂而不顧，乃蒙遣使賜書存問，勤勤悃悃，恩義千萬，感激無以爲喻。俸餘爲賜，甚惠厚，頗助衣食之源，但愧拙於謀生，一失官財，以口腹累人，愧不可言。”
2、 經營買賣
被貶之後，朝廷微薄的俸祿不足以養活自己和家人時，雖然可以靠親朋好友的接濟暫時渡過難關，但終究不是長久之計，於是迫於生活不得不靠自己的雙手來維持生計。
蘇軾在貶居黃州期間，就有經營田宅的經歷，當時的蘇軾被貶黃州，生活極端困苦，他的好友馬正卿爲他向官府請得一塊數十畝的荒地，於是他便開始自主經營田地，這些田地的收成除了能滿足他及家人的溫飽問題外，還能帶來一定的經濟收入，在一定程度上緩解生活壓力。這塊荒地在州城舊營地的東邊，因而取名“東坡”，蘇軾也因此自號“東坡居士"。
貶謫官的日常生活
官員在被貶謫以後，由於其經濟收入大不如前，直接造成了其日常生活水平也大不如前。尤其體現在飲食與居住這兩個方面，在爲被貶謫前，這些官員的生活水平是比較高的，有的甚至可以達到奢侈的水平，宋朝官員的俸祿可非常之高。但是在遭遇貶謫之後，他們的生活水平急劇下降，有的謫官甚至連普通百姓的生活水平都趕不上。
1、飲食
宋朝對於官員的優厚待遇，在歷朝歷代中可以說是比較好的，這也造成了宋朝官員比較注重生活質量。毋庸置疑，官員在遭受貶謫之後，由於其俸祿減少，政治地位下降，生活質量肯定大不如前，有的甚至連基本的生活條件都不能保障。那麼，這些被貶官員的生活條件前後究竟有多大差距呢?首先，我們來看其飲食的變化。
飲食的變化，可以說是直接反應了貶謫官生活的貧富轉變。
當蘇軾遭遇貶謫時，情形就發生了變化，蘇軾謫居黃州期間，由於經濟來源大不如前，飲食方面主要是以普通食品爲主。
蘇軾的好吃在歷史上是比較出名的，不僅好吃還善吃，曾寫過不少關於飲食方面的詩詞和散文，(二紅飯》、《豬肉頌》、《東坡羹賦》、《菜羹賦》等比比皆是，並且最終發明了“東坡肉”的做法。
2、住所
官員在沒有遭受貶謫前，也許不會因爲居住問題而犯愁，但是一旦遭受貶謫，那麼居住就成首要考慮的問題了。因爲，宋代規定貶官是沒有官廨的，也不會對貶謫官員提供住房，所以居住問題就只能靠自己想辦法解決了。
蘇軾在沒有被貶以前，也有一些關於居住的描述，他在給好友楊濟甫的信中寫到：“爲別忽已半歲，……前月半已至京，一行無恙。得臘月中所惠書，甚慰遠意。見在西崗賃一宅子居住，恐要知悉。春暄，未緣會見，千萬珍重!珍重!”
元豐三年(1080年)五月，被貶的蘇軾不得不遷居臨皋亭，臨皋亭在當時是一個廢棄的官府驛站，不僅悶熱潮溼，而且十分擁擠，而此時蘇軾一家共計二十餘口都住在這個擁擠不堪的小房子裏。《遷居臨皋亭》就淋漓盡致的表現了蘇軾當時的窘境：
“我生天地間，一蟻寄大磨。區區欲右行，不救風輪左。雖雲走仁義，未免違寒餓。劍米有危炊，針氈無安座。豈無佳山水，借眼風雨過。歸田不待老，勇決有幾個。幸茲廢棄餘，疲馬解鞍馱。全家佔江驛，絕境天爲破。飢貧相乘除，未見可吊賀。澹然無憂樂，苦語不成些。”
紹聖元年(1094年)，五十九歲的蘇軾再次被貶到惠州，這次蘇軾並沒有帶全家前往，而是讓次子蘇迨攜家眷去宜興與長子蘇邁居住，而自己只帶小兒子蘇過和小妾王朝雲前往惠州。剛到惠州，蘇軾寓居於合江樓，後來遷到嘉祜寺，最後在歸善縣後面白鶴峯處買了數畝田地，還得自己修建住所。
紹聖四年(1097年)，蘇軾被貶儋州，好友張中便是當時的縣官，在他的幫助下，蘇軾暫時居住在一所破舊的官舍裏。後來張中見其官舍破舊不堪，便派人幫其修葺了一番，而這件事也被章停派來的官員知曉了，張中也因此丟了官，而蘇軾也被逐出了官舍。
從蘇軾的居住環境的變化，主要是以借居寺院、買地築居、以及接受朋友提供的住所，這三種方式來解決自己住房困境的，在經歷貶謫的官員中，不單單是蘇軾一個人是這樣的。
總之：任何王朝的統治者爲了加強中央集權，穩固統治地位，其慣用的手段無非就是賞與罰，這也是管理官員最有效的手段，但宋朝一直奉行“不殺士大夫”的祖宗之法，所以就算出現了貪污受賄已經觸犯法律的事情，宋朝的統治者都是採取貶謫的辦法，但貶謫也是有輕有重，正是因爲宋朝的“不殺士大夫”，造就了宋朝的文化發展達到了頂峯，而且官員俸祿之高也實屬罕見，在這種情況之下，宋朝的官員一般都會覺得受到貶謫就是極其嚴重的懲罰了，加上貶謫之後的生活環境也會時常窮迫，這對於士大夫來講，無異比簡單的殺頭更爲“丟人”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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