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行記》是馬克·吐溫的半自傳性遊記。《苦行記》於1871年春天動筆，1872年2月完成。該作品黑色幽默背後所隱含的是對社會欺騙實質的揭露，從中可以看到當時美國社會的那種爾虞我詐以及互相傾軋等醜陋現象。馬克·吐溫以其獨特的黑色幽默文體，揭示了幽默背後的虛假和荒誕。
內容簡介
《苦行記》是馬克·吐溫的一部半自傳性遊記，內容龐雜，聯繫鬆散，跳躍性大。作者以誇張的手法記述了他從1861年至1865年間在美國西部地區的冒險生活。書中所講述的故事大多是作家自己的親身經歷和所見所聞。
“我”千里迢迢，在那廣闊的沙漠和平原上跋涉——遊歷於遠西地區的山中，看到野牛、印第安人、草原犬鼠和羚羊，經歷種種冒險，過一種前所未有的愉快生活。“我”還有可能被吊死或剝掉頭皮。
這個地方盛產金、銀、銅、鐵、水銀、大理石、花崗岩、石膏、盜賊、殺人犯、亡命徒、女人、兒童、律師、基督徒、印度人、中國人、西班牙人、賭徒、騙子、惡棍、詩人、傳教士、以及傻瓜笨蛋、膽小懦夫。
高蘇特印第安人是“低劣”的民族，“在有些方面實際上比非洲的凱茨人還要低劣”，是“未開化的”“野蠻的”“恥辱的”，是“一種矮小、羸弱、‘骨瘦如柴’的動物”，佈滿“污垢”，是個“冷漠、鬼祟、奸詐的民族”，他們“偷偷摸摸”“毫無表情”“懶惰、忍飢耐餓、不知疲倦”，“他們是些不要臉的乞丐”，“他們的祖先是同類的黑猩猩、袋鼠或是挪威老鼠，以及進化論者追溯到的任何動物始祖”。
跨過印第安人悲慘的遭遇，那黃色的華人也未曾脫離種族主義的深淵。依照西方種族主義劃分，黃色的華人位於種族階層的中間，高於印第安人和黑人。
19世紀，隨着淘金熱的興起，大量中國人涌入美國西部。他們爲美國工業化進程，特別是對西部開發做出了貢獻，卻以無數辛酸血淚書寫着自己苦不堪言的生活。
晚上10點鐘，是中國人最得意的時候，在每一座低矮窄小骯髒的棚屋裏，飄散着淡淡的佛燈燃燒的氣味，那微弱，搖曳不定的牛脂燭光照出一些黑影，兩三個皮膚薑黃，拖着長辮的流浪漢，蜷伏在一張短短的小牀上，一動不動的抽着大煙。白人對華人冷漠、歧視甚至虐待。有時，華人需要爲白人的小偷小摸受罰，爲他們的搶劫罪去坐牢，爲白人蓄謀的的謀殺案而送命;“任何白人都可以在法院宣誓作證，送掉中國人的性命”;華人的“生活本來很貧困卻被當政者搜刮訛詐”。
最早在弗吉尼亞(內華達準州的城市)公墓裏落戶的是26個被殺害的人，當時發生了那麼多殺戮事件，其原因在於在新闢的礦區裏流氓無賴佔優勢，任何人要“殺過人”纔會受到尊敬，這是當時的說法。
如果來了個生人，人們不會問他是否能幹、誠實、勤快，而是——“他殺過人嗎?”如果一個人揹着六七個人的血債而來，他的價值立即受到承認，人們會找上門去巴結他。一個人因爲是殺人犯而備受尊重，真是徹底把法律遊戲化了。但是，邊疆是一塊正在被開拓的蠻荒地帶，生存乃成爲來到美國西部的人們的頭等大事。
創作背景
18世紀末到20世紀初的“西進運動”，這段美國曆史上的傳奇，同時也是印第安人的一部血淚史。猖狂肆虐的美國殖民主義鐵蹄踏遍印第安人的部落村莊，實施一系列慘無人道的種族滅絕行爲。印第安人，美國土地上最早的原住民，卻成爲白人種族主義的第一個犧牲者。
1882年美國政府頒佈《排華法案》，這是迄今爲止全世界唯一一個以法律形式歧視中國移民的議案，它把美國華人徹底地排擠到社會邊緣。
19世紀，隨着淘金熱的興起，大量中國人涌入美國西部。他們爲美國工業化進程，特別是對西部開發做出巨大貢獻，卻以無數辛酸血淚書寫着自己苦不堪言的生活。
馬克·吐溫的西部之旅開始於1861年。對於這位年僅20多歲的美國南部青年來說，西部是“一個夢幻世界，快速、狂野而且危險”。這裏是邊疆地域，資源豐富，各種因淘金或開礦而暴富的傳言滿天飛;這裏有各色移民，各種生活方式，爲馬克·吐溫觀察人間百態提供了很好的機會。
馬克·吐溫是一個對華人充滿同情的寫實主義作家。他讚賞華人的質樸、勤勉，同時又嘲笑華人的隨遇而安、軟弱退讓或者說是麻木不仁。
《苦行記》裏的故事發生在西進運動時期，是馬克·吐溫以自己1861—1865年間在美國西部地區的冒險生活進行加工創作的。
作品鑑賞
主題思想
《苦行記》主題思想：揭露19世紀美國的欺騙實質。
在19世紀的美國西部，人們將欺騙當作好玩的笑話，用嬉笑的幽默來掩蓋與減輕欺騙的醜惡，這與西部殘酷的社會條件與生活環境有着密切的關係。正如馬克·吐溫所說：“你要明白，一個生活在邊疆上的人非精明不可，否則他趁早回到東部去，說不定還得到歐洲去。在那些地方他可以生存。”
《苦行記》作品中充滿對文明與野蠻的反思，在西部生存靠的不是文化，而是強力、暴力。“斯萊德”草菅人命卻能保地方平安，贏得民衆認可，維護體制的公務員身份和破壞體制的土匪身份在他身上和諧地並存着，甚至給敘述者留下了很紳士的印象。該作品呈現給讀者的是一個無序的西部世界：土著印第安人可以劫奪驛車、濫殺車伕，外來者也蜂擁而至，大規模的淘金者西遷，他們都帶着發家致富的激情，帶着開拓蠻荒的狂熱。野蠻與文明在這裏達成了共識：狂熱地追求財富正是一種獸性的慾望。
充滿欺騙的內華達
小說主人公在內華達的生涯，經歷的其實就是一場騙局。在內華達交易所，投機、欺騙和暴虐之徒在這裏輕而易舉地就可以撈到錢，在這個交易所裏，各種各樣的欺騙行爲在不斷上演，上當受騙的人們卻仍然樂此不疲。殊不知，他們當下的瘋狂舉動所能夠換來的就僅僅是一文不值的股票，而當前所面對的世界，看似美好，然而其實質卻好似一個只有一英寸厚的看似堅硬，實則脆弱的殼，瘋狂的人們要麼走向成功，爲不易之財洋洋自得;要麼硬殼碎裂，遭受破產，摔得粉身碎骨。在這裏，一個銀礦股票因爲股票下跌而可以突然之間一錢不值，而爲了金礦一個人可以因私慾不擇手段、任意殺人。整個內華達就像是一個濃縮的美國社會，到處上演着債權與債務、虛僞與欺騙，而無知的人們在這樣晦暗的社會中樂此不疲地生活着，憧憬着。
內華達的荒誕遊戲
在內華達這個獨特的環境中，夢幻般的各種突變經常發生，有的人會因爲一夜暴富而極度興奮，也會有人爲傾家蕩產而悲痛不已。在內華達中，無論是什麼樣的人，他們都有着共同的夢想，那就是淘金。同時也無一例外，每個人的結果都是一貧如洗。在內華達這個充滿誘惑的環境中，所謂的財富，存在着極大的不穩定性，對於主人公來說，這裏的一切就像是一場遊戲，能夠憑藉着想象變幻出無窮的花樣，但最終的結果卻如同陷入了噩夢中一般，而玩遊戲的孩子就像邪惡、殘酷的木偶操縱者，社會衆生不過被作爲他們的玩具而已。這是一個依賴想象中財富而活着，又時刻被暴跌的經濟所困擾的、時而滑稽可笑、時而痛苦的世界。經濟在繁榮與蕭條中徘徊，生活在希望與失望中起落。投資、投機和股票中充滿了欺騙、詐騙、吹牛皮。
藝術特色
以幽默披露欺騙本質
馬克·吐溫以通過輕鬆幽默的形式來表達嚴肅而深刻的創作主題，是爲了能夠通過這種方式，給人們的心靈帶來強烈的震撼，從而再此基礎上使更多的人得到啓發。馬克·吐溫認爲，對於社會中蘊藏的欺詐和荒誕，用幽默的方式將其描繪出來是再好不過的了。通過這種看似輕鬆、預約的語言，將作品的主題蘊含其中，這樣一來，主題的表達便可以更加深入，具體。
該作品描寫的是一個狂歡的世界，宗教、法律在這裏都失去神聖性，生命的強力、放縱成爲這裏的主旋律，到處是掙脫文明束縛的自由叫喊、發家致富的狂歡。在藝術手法上，也呈現爲狂歡化的放縱。敘述者極致地發揮他調侃誇張的說話藝術，表現了一種語言的狂歡。這種語言的狂歡還表現在小說選取的獨特敘述方式上。敘述者像說書人一樣縱情講故事，虛構、誇張事實的本身，不斷地遊離開來去講述其他趣聞，或者爲描述一件趣事，大篇幅地發揮他誇張、調侃、挖苦的說話藝術。作品的語言又極具畫面感，他對趣聞的描述往往具有誇張的漫畫效果，鋪天蓋地向讀者襲來的是一個關於西部趣聞的視聽盛宴。
幽默功能
一個故事和無數講述者：在第20章，根據主人公的回憶，在六年間，“那件不朽的故事他聽了四百八十一次或者八十二次。押車講，房東講，車伕必講，乘客偶爾講，地道的中國佬和遊蕩的印第安人詳細地講‘我’看見它以九種文字出版。” 下面就是該故事全文：
“如果你願意的話，‘我’給你講一件十分可笑的事。有一次，霍拉斯·格里利經過這條路，離開卡森城時，他對車伕漢克·蒙克說，他已約好要在普萊塞維爾大學演講，急着要趕路。漢克·蒙克鞭兒甩得啪啪直響，車速快得怕人。馬車蹦蹦跳跳，顛簸得那麼兇，把霍拉斯大衣上的鈕釦全抖掉了，後來，他的頭撞穿了車頂篷，他就對漢克·蒙克大聲叫喊，請他趕得穩當點，說他不像剛纔說的那麼急了。但漢克·蒙克答道：坐好吧，霍拉斯， ‘我’會準時把你送到那裏。——你們也敢打賭，他當然也及時趕到了，可他還剩什麼喲。”
最終，路邊一個奄奄一息的流浪漢竟然因爲堅持講這個故事而耗盡了最後一口氣，死在主人公的懷裏。這個故事實在太庸俗無聊，似乎不值得三教九流不厭其煩地重複講述。卡森城人是醉翁之意不在酒，講故事的人不顧身份差異，不在乎故事的內容，只在乎參與敘述行爲本身，即達到狂歡的目的。其實，連作家也捲入了這次狂歡活動：他前後四次一字不漏地筆錄該故事。然而，令狂歡登峯造極的事情還在後頭呢。就在這個故事被作家重複了幾次之後，馬克·吐溫以腳註的形式註明，“使這件陳舊的軼事更加令人捧腹噴飯的是，它歌頌的那件歷險根本就沒有發生過。”原來這個故事純屬捏造。
這種顛覆語言功能，甚至使語言文學功能遊戲化的做法，在《苦行記》中俯拾皆是。在下面的故事中，馬克·吐溫從另一個角度顛覆語言作爲文學載體的功能。
永遠的山羊故事：在53章，這是一個主角永遠缺席的故事，那就是礦工吉姆·布萊恩與他爺爺的老山羊的故事。每當布萊恩喝得醉熏熏的，他就開講這個故事：“‘我’看那些年月是再也不會回來了。再也找不到像它那麼呱呱叫的老山羊了。‘我’爺爺把它從伊利諾斯帶來的。”問題是，雖然故事的標題是“老山羊的故事”，在長達近五頁的講述中，布萊恩的想像力一如脫繮野馬，奔騰萬里，再也沒有回到老山羊身上。
布萊恩講述了一連串幽默故事，包括棺材販子雅可布斯和顧客羅賓斯;野蠻人把傳教士烤來吃掉，傳教士的身體居然感化了野蠻人，結果，他們皈依宗教等等。
其中最令人捧腹噴飯的是雅可布斯和羅賓斯的較量。其實，這個故事屬於鑲嵌在語言幽默這個框架中的一則情景幽默。棺材販子雅可布斯發財心切，哪裏有人得病他就去哪裏候着，等着人家斷氣。羅賓斯得了病之後，雅可布斯在他家門前等了三個禮拜;羅賓斯病癒後，雅可布斯再不搭理他：老頭太令他失望了。後來，羅賓斯又害了病，雅可布斯就把那付棺材油漆一新，賣了出去。出殯的時候，羅賓斯突然頂開蓋子，從裹屍布裏坐起來，叫牧師停止送葬儀式，因爲他受不了那樣的棺材。原來，羅賓斯年輕時得過迷睡病，這回又犯了一次。他向法院起訴雅可布斯，而且贏了這場官司;他把那口棺材擺在後堂，說這回他就要這付。雅可布斯差點沒給氣死。
最後，醉醺醺的布萊恩睡着了，當地聽故事的夥計們一直壓抑着笑聲，眼淚都流出來了。直到此時，主人公才醒過神來，原來是村裏的夥計們把他這個外來者給“賣”了——忽悠了：布萊恩爺爺的老山羊到底怎麼了一直是個謎，因爲連村裏的夥計們也沒有人發現過。
上述種種顛覆語言功能的做法，只是《苦行記》中的一個語言表達方式。在西部，互相吹牛皮，交流各種誇張荒誕的傳聞，是人們的一種生活方式。
敘述語言
《苦行記》文筆自然流暢，巧妙地大量運用了誇張、荒誕、反諷、對照等敘述技巧，耐人尋味。
幽默誇張顯示出馬克·吐溫與衆不同的才華。在文本中，馬克·吐溫常對幽默對象的表象、數量等方面進行誇張，更概括地突出其本質，使幽默效果更加強烈，更爲有力。
例如在第15章，作家爲譏諷一夫多妻制而杜撰了一個人娶了72個老婆的故事。“‘我’把牲口賣了，造了架7英尺長96英尺寬的牀。但‘我’沒法入睡，‘我’發現那72個女人一齊打呼嚕，那咆哮聲震耳欲聾。還有性命危險呢。‘我’是這麼看的。她們一齊吸氣，你可以看見房子牆壁真正給吸癟進來了，然後一齊呼氣，你會看見牆壁又給吹得脹了出去。”
在《苦行記》中，馬克·吐溫還繼承了美國西部民間文學的荒誕手法。這種極度誇張，形成了荒唐、怪誕和不合理的結果，因此更加滑稽可笑。作者在第3章寫了一頭飢不擇食的駱駝去吃作家的衣服，吞下口袋裏的一份新聞手稿，“但這次它遇到難以對付的東西，開始碰到對於它的胃來說是相當沉重的固體智慧了。”在文本的第48 章，描述了當時稱霸西部的惡棍歹徒，說他們殺人越多就越受到尊敬。其荒誕不經堪稱黑色幽默的鼻祖。馬克·吐溫巧妙地運用對照這一藝術技巧也取得相當的成功。《苦行記》是19世紀淘金熱時期美國西部奇蹟般繁榮景象的寫照。富裕與貧乏、希望與幻滅、奮軍與鑽營等在人與人之間、人與環境之間，呈現出鮮明的對照畫面。發了橫財的富翁對什麼都滿不在乎，生活放蕩不羈。對他們來說，麻煩的不是如何弄錢，而是如何花銷，如何揮霍，如何擺脫，如何濫用這些錢。
與富豪形成對照的則是礦區裏那些身無分文的窮漢。在第59章，作者生動而幽默地描寫了一位48小時沒沾一點食物的窮漢在大街上拾到一枚銀幣的情形：“在街中間，他看見了一個亮閃閃的小點——再看一看——不會，扭過頭去，擦一下眼睛，再看看，不是餓出的幻覺——這是一枚銀角子。他一把抓起來——貪婪地盯着它，咬一下——發現是真的——把跳到嗓子眼的心嚥了下去，強忍住沒有歡呼起來。”
馬克·吐溫在《苦行記》中也多處運用了反諷手法，即採用一個與作者自己的信念和規範完全不同甚至截然對立的敘述口吻，通過冷嘲熱諷或着意欺騙來取得幽默的效果。簡而言之，作家表面上所要否定的東西，恰恰就是他要肯定和讚美的東西，或者相反。在第34章，作家用貌似客觀、平靜和公正的態度，美麗而動聽的言辭報道了一起大塌方災難引起的訴訟案，而實際展現在讀者面前的卻是一些裝腔作勢昏庸無能的政府官僚們斷的一場糊塗官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