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唐朝，科舉制度無疑是一種先進的人才選拔制度，它打破了門第限制，給底層士子以上升的渠道,可是有一個問題：大批士子通過科舉制度被源源不斷地選拔上來，人數越來越多，政府如何爲他們提供就業機會?如果全讓他們當官，那官位在哪裏?如果不讓他們當官，那麼他們的就業領域何在?
唐太宗想出的辦法是創辦國學，大力發展教育和文化事業。這樣一方面可解決士子的就業問題，另一方面也可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質和文化教育水平，甚至還可德化四方，對外國進行文化輸出。這一措施收效不錯，“國際反響”也很好。
只可惜後人並沒有沿着這個思路走下去。到了唐高宗時，文化教育事業就不受重視了。武則天稱帝之後，爲了培植自己的勢力，不惜弄權，用官位來籠絡讀書人，學術尊嚴和學術氣氛由此變壞，獨立於官場之外的文化教育事業被中斷了。
文化教育事業被中斷了，但科舉考試仍在進行，士子仍在源源不斷地涌現，他們的就業渠道只剩下了一條：進入官場。官場接納就業的能力本來就不強，現在變得更弱。恰在此時，武則天要培植自己的勢力以打擊長孫無忌、褚遂良等老臣，於是她另設機構，安插親信。新機構產生，舊機構不取消，這樣便開了機構重疊的口子。機構重疊勢必冗員增多，冗員增多勢必效率低下。更關鍵的是，重疊的機構和過多的冗員不僅會消耗大量的國家資財，而且極容易引發官員之間的派系爭鬥。他們結黨營私，黨同伐異，政治理想和道德操守在攀附和擠兌之中日漸消磨，而腐敗奢靡之氣卻日盛一日。長此以往，官場風氣焉能不壞?
最可怕的是，就在官僚機構日益臃腫、官員日益增多、官場風氣日趨腐敗的情況下，唐朝官員的薪水卻芝麻開花節節高，直到百姓不堪重負，揭竿而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