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寶二年(743年)，新近受到唐玄宗寵信的御史中丞張倚的兒子張奭參加官員選拔。負責選官工作的兩名吏部侍郎想要討好張倚，便在考覈中做了手腳。這次被提拔任命的總共有64人，按照成績優劣，張奭名列第一。這樣一來，引起了軒然大波，因爲張奭向來不讀書求學，這是人所共知的，他根本不可能考第一。
如果只是參選人員互相議論，可能這件事就會被吏部壓下去，就此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偏巧，這件事被一個叫做蘇孝慍的人知道了。蘇孝慍曾經做過范陽郡的薊縣縣令，他在政治上依附於當地的軍事將領安祿山，安祿山對蘇孝慍也非常信任，把他視爲自己人。朝廷上出了這樣的事情，蘇孝慍自然將此事彙報給了安祿山。
安祿山覺得事關重大，便將這一情況奏報給唐玄宗。唐玄宗不好直接查問此事，便召見這些剛剛被任命的官員，當場對他們進行了一場“加試”。結果，通過“加試”的不到十分之一。最丟臉的要數張奭，他拿着試卷手足無措，竟沒有寫出一個字，最後只好交了白卷。
合格率不到十分之一，第一名答不出題，這樣哭笑不得的結果，讓唐玄宗勃然大怒。他將主管選官的兩名吏部侍郎貶爲太守，又將張倚貶官，並下了一道敕書對他們進行嚴責。
值得注意的是，爲什麼安祿山要將選官舞弊之事上奏給唐玄宗?
此時的安祿山，只不過是唐朝的平盧節度使，雖然受到唐玄宗的青睞，但權位不穩、勢力不大，因此他揭發舞弊的這個舉動不可看作是“居心叵測”，也不會是藉機打擊權勢正盛的李林甫。顯然，安祿山是想以正義的形象出現，藉此舉表示對唐玄宗的忠誠。
不過，安祿山這次也有個意外的收穫。那就是唐玄宗處理此事的做法，讓他看清了朝廷的虛實。
自開元二十九年(741年)以來，隨着唐玄宗期盼已久的“盛世”的出現，科舉出身的士子以及各類機構中的臨時性工作人員大幅度增加。對此，朝廷本應調整官員結構，要麼進行分流，要麼擴大官員隊伍特別是中級官員隊伍，讓日益增加的候任人員有升遷的可能，可是朝廷對此一直沒有拿出特別有效的應對策略。與此同時，開元中後期李林甫等人把持朝政，常常利用手中的權力干預官員的任命。這兩方面的原因，導致行賄成爲開元中後期官員升遷的必備砝碼。在這樣的情況下，得到肥缺者未必感恩，未獲美任者必懷怨恨。每年都是怨恨者多而得意者少，不滿情緒不斷積聚，到天寶二年的官場舞弊案，就有了一次小規模的爆發。
然而，朝廷上下並沒有認識到“盛世”背後潛藏着的種種危機。對於這次的官場舞弊案，唐玄宗在輿論譁然之際只是將幾個涉案官員處置了事，並沒有將此事徹查到底。唐玄宗做出處理決定後，當初那些憤憤不平的參選者也沒有對此表示非議。而朝廷衆官員中，也沒有誰繼續反思產生這一案件的深層原因。這一切都表明，君臣對國事的輕視已經到了得過且過的程度。
也就是從這一年開始，安祿山摸清了朝廷的虛實，開始了他的“表演”。此後他常在唐玄宗面前表忠心，以此騙取唐玄宗的重用，終於做到范陽、平盧、河東三道節度使。同樣，他專制一方的局面也沒有引起唐玄宗和官員們的特別擔心，就如同選官舞弊沒有引起唐玄宗和參選者的持續關注一樣。到了最後，“漁陽顰鼓動地來，驚破霓裳羽衣曲”，所有人才如夢方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