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小編爲大家帶來我國兼併文化的本質介紹!希望對你們能有所幫助。
春秋時期，楚國滅國數量最多，這一事實的實質指向是楚國以及當時整個南方的兼併文化。這種兼併文化隨着楚莊王稱霸而愈加濃烈蔓延，楚莊王的一鳴驚人並沒有給楚國和周圍的國家帶來像中原諸侯稱霸一樣的衆星拱月效果，反而是引發了整個南方族羣之間無休無止的兼併與傾軋，這和修昔底德陷阱如出一轍。魯文公16年的大饑荒引發的楚莊王滅庸事件成爲了之後楚國兼併文化形成的引子，也引發了楚國更多更大兼併行爲的大趨勢。
觀察春秋左傳會發現，其中的經濟信息少之又少，這種特點和現代學者對中國社會“經濟問題與社會問題邊界模糊”的表述是一致的。魯文公16年，楚國發生了大饑荒，這一吃不上飯的“經濟問題”逐漸轉變成了全國動亂的“社會問題”。據左傳記載，楚國東南西北皆有動亂，申、息兩地的北門都不敢開啓。之後是楚莊王的平亂之路，但重點是作爲整個南方最強大的勢力，楚軍還要用退避三舍的策略去規避動亂者的鋒芒，以致於最後還要外借秦、巴兩國的力量，內用分化、結盟的手段，纔有效的平息因大饑荒帶來的危機。楚莊王最後確實是滅掉了庸國、平息了動亂，但這一過程卻引發了楚國乃至整個南方社會兼併文化的形成。
筆者認爲兼併文化在楚國紮根有這樣幾個原因，一是當時楚國和南方不是小國林立而是家族林立，二是楚國鬆散式管理的問題不是公私不分的問題而是輕重不分的問題，三是楚國的兼併行爲不是爲了利益爭奪而是爲了利益合法化，四是國家策略不是平衡調整而是重新分工。以上這些特點造成的結果是楚國肉大身沉而調動能力差、難有“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的大作爲。楚文化作爲現代中國三分之一文化的來源(有興趣的讀者可以看一看筆者以前寫的“春秋的演變(一)·‘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生態系統的形成”一文)，卻也在兼併文化的發展過程中爲後來者提供了許多國家應對客觀天災人禍治理的好經驗，也爲華夏族羣的生命增加了無數的火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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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楚國兼併行爲的底層邏輯是“最強者領政+多族分權合作”。
與其說是楚國兼併瞭如此多的諸侯國，倒不如說它是整合了許許多多的家族。周朝分封的衆多小國，到了春秋時期，他們中的很多還沒有成爲“國”而是更像“家”，所以選擇“被兼併”到強大的楚國之內確實是一種實際的生存辦法。成爲強大國家的一部分，將家族與執政分開，從家長制領導變成了族長制集體領導，這實際上保護了一些“小國”的種族延續。所以，在春秋這個時間段裏面，兼併行爲的產生原因都在於“如何產生領導集體”這個過程，即：“最強者領政+多族分權合作”。
《左傳》：楚國鬧大饑荒，戎人攻打它的西南部，一直到達阜山，軍隊駐紮在大林。又攻打它的東南，到達陽丘，以便進攻訾枝。庸國人率領蠻人各部背叛楚國。麇國人率百濮人聚集在選地，準備攻打楚國。這時，楚國申、息兩地的北門都不敢開啓。
1、楚莊王稱霸成爲了最強者領政的標誌。
作爲春秋五霸之一，楚國稱霸本身很有特點。第一，楚國國勢強大、實力很強，以至於齊桓公最強時也不敢直面硬鋼楚國;第二，它成績很少、時間很短，楚莊王一鳴驚人之前沉默十數年才問鼎中原，卻也因種羣林立的問題而迅速衰退。楚國要實現類似“稱霸”這樣的目標，它的第一問題就是如何打破部族之間的互相推諉與互相扯皮，這樣才能聚集足夠的力量和獲取穩定的環境。“一體化”是楚國執政的痛處，每一任楚王，誰能解決南方部族之間“一人管一塊的無限制性”問題，誰就能問鼎中原、稱霸諸侯。所以，楚莊王稱霸其實代表着楚王部族成爲了南方部族的最強者。
2、大饑荒成爲了多族分權合作的契機。
爲何如此強大的霸主楚莊王，如此強大的楚國，它們在一場大饑荒下都蕩然無存?因爲在南方部族和衆多小國的眼裏，“楚莊王稱霸”讓楚王部族從“家”變成了“國”，這種家國一體化的思路造成了楚國從有限的部族責任變成了無限的國家責任。面對大饑荒，原本是各自救災、各自想辦法卻變成了楚國救災、楚國想辦法。思維上，南方所有的小諸侯、小部族都認爲楚國應該發揮救災的“國家責任”;實際上，楚國對各個小諸侯、小部族還沒有做到有效集權;所以，兼併行爲不可避免，因爲它是重新釐定多族分權合作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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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楚國兼併戰爭的真實目的是“恢復社會秩序+高度自治化”。
大饑荒造成楚國一片混亂，而實質上這個局面並非一朝一夕所形成的，它是數十年、甚至數百年的問題積累造成的。楚國要在諸侯間稱霸，要實現自己的戰略目標，它就要解決因此而必然帶來的社會失序問題，大饑荒也只是這一問題的導火索而已。要解決由大饑荒引發的大混亂，要解決社會失序帶來的社會混亂，兼併戰爭是重建社會秩序的唯一選擇，也是唯一出路。
《左傳》：楚國人商量着要把國都遷徙到阪高去。蒍賈說：“不可以。我能去，敵人也能去。不如去攻打庸國。那個麇國和百濮以爲我們鬧饑荒不能出兵，所以敢於攻打我們。如果我們出兵，必定害怕而撤兵回去。百濮族分散居住，必將各自跑回自己的地方，誰還有時間去算計別人呢?”楚國於是出兵。十五日之後，百濮果然罷兵回去。
1、楚國兼併戰爭的顯性目標是恢復社會秩序。
楚國社會秩序的核心是楚國與南方諸侯國、各部族和諧共存，要恢復因大饑荒帶來的社會失序問題，一是要通過戰爭剔除問題源頭，如：庸國等小國;二是要通過結盟重塑社會信任，如：百濮等小部族。戰爭與結盟成爲了楚國社會建設的兩個重要手段，其核心手段是兼併擴張，其核心目的是恢復社會秩序。
2、楚國兼併戰爭的隱性目標是高度自治化。
大饑荒是經濟問題，資源分配不均是社會問題，而兩個問題的邊界模糊問題是楚國遇到的最大難題。楚國與各個小國、小部族之間的權力不均衡在大饑荒中被凸顯了出來，而這一問題又因爲經濟問題與社會問題邊界模糊的原因，把矛盾都傾瀉到執政權力爭鬥上，最終變成了混戰。要解決大饑荒帶來的混亂問題，要解決權力的再平衡問題，楚國只能採用一貫的鬆散制管理方法，即：兼併之後再在內部高度自治化，這樣就恢復了楚國內部的平衡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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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楚國兼併文化的大趨勢是“用趨弱避強、強弱結合的辦法規避修昔底德陷阱”。
“修昔底德陷阱”表達的是當一個崛起的大國與既有的統治霸主競爭時，雙方面臨的危險多數以戰爭告終。對於楚王部族，它面對的競爭與問題要遠遠超過兩個大國之間的博弈，一是因爲在兼併的過程中，被兼併的諸侯和部族越多，其造成的內部爭鬥也越劇烈;二是在實現國家目標的過程中，南方其他諸侯和部族都因爲威脅與恐懼而變成了一場反兼併的持久戰，這嚴重的消耗了楚國的國力。楚王部族選擇用兼併的方式去解決它與南方其他諸侯和部族的問題本身沒有問題，只是當這種方式變成了楚國的一種兼併文化時，它的滅亡也就不可阻擋了。當楚國遇到楚莊王這樣的明智君主時，其尚能用“趨弱避強、強弱結合”的現實主義來解決問題，比如：楚莊王滅庸;可當楚國遇上庸弱之主時，兼併文化帶來的內部失序問題就成爲了楚國衰弱的必然結局。
《左傳》：楚軍從廬地出兵後，派廬戢黎入侵庸。庸人追逐楚軍，囚禁了子揚窗。過了三個晚上，子揚窗逃回來，說：“庸人軍隊衆多。”師叔說：“姑且用原先的軍隊再接戰，以麻痹敵人使他們驕傲。敵人驕傲我軍士氣奮發，纔可以戰勝敵人。先王蚡冒曾經用此計戰勝陘隰之敵。”楚軍又和庸蠻接戰，交戰七次，楚軍都佯裝敗走，庸蠻人中只有裨、偹、魚人追擊楚軍。庸人說：“楚人不足以一戰了。”於是不設防備。楚莊王乘驛站的專車，和其他楚軍在臨品會師，並將軍隊分爲二支，子越從石溪，子貝從仞地同時進攻庸人。秦軍、巴軍跟隨着楚軍，蠻人各部都和楚王結盟。楚人於是滅了庸。
1、“趨弱避強”變成了楚國對外的第一國策。
在春秋、戰國時期，爲什麼楚國兼併小國最多?這離不開楚國的兼併文化，而這種文化的源頭就是從楚莊王滅庸開始的。楚國在魯文公16年的大饑荒中認清了南方的形勢，也認清了自己的利益，更認可了通過戰爭與結盟兼併小國的方式和“趨弱避強”的實際策略。在楚莊王之後，楚國實際上繼承了這樣的選擇並將之融入了楚國執政者的執政文化當中，一直持續到了戰國後期被秦國滅亡之時。
2、“強弱結合”變成了楚國對內的第一手段。
“強者愈強是必然，弱者愈弱也是必然，強弱之間的結合也是必然”，這就是楚國君臣對自己國家內部戰略的認知。沒有充裕的財庫，不能支撐長期的戰爭，強弱結合的核心是資源的再整合，楚國就是在魯文公16年的大饑荒中重新調整了自己的戰略選擇。強弱結合的結果是楚國在每次中原爭霸之中都不能有效的調動自己的資源，最後只能轉頭兼併自己周圍的小國和部族，結果是楚王部族的實力不斷被稀釋而消失在歷史的長河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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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兼併文化帶來的重塑性是中國一脈相承的大趨勢。
兼併文化的核心到底是什麼?是重塑性，一是權利再平衡，二是法治再升級，三是社會再分工。每一次歷史的大變局，每一次災禍的大考驗，每一次文化的大遷徙，最終都被這種兼併文化給消弭於了無形之中，因爲我們知道如何平衡“不同人”的利益、知道如何保護“不同人”的權利、知道如何調整“不同人”的關係。
自春秋以後，華夏部族的這種兼併文化並沒有消失，反而變成了華夏族的優勢之一，爲我們提供了強勁的生命力和有效的保護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