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小編爲大家帶來明朝爲什麼官吏腐敗越來越嚴重?希望對你們能有所幫助。
腐敗是封建社會的頑疾，歷朝歷代概莫能外。漢朝時禮義廉恥尚在，故而官員貪腐被證實之後，他們或者死在監獄中，或者自殺掉。商人行賄者，則終生不得擔任公職。到武帝時，朝廷貪邊功，爲了彌補財政虧空，公開實行賣官鬻爵的政策，致使得世風日下、人心大壞。當時有俗語說：“何以孝悌爲?財多而光榮。何以禮義爲?史書而仕宦。”這是說即使犯法受刑，作風敗壞，只要家纏萬貫，人們都不以爲恥。從此，禮義廉恥對於反腐已經失去了作用，既然無法讓人“不想腐”，那麼就只能讓他們“不敢腐”了。所以從漢朝以後，朝廷越來越傾向於用嚴刑峻法來對付腐敗。
歷朝是如何用酷法來反腐的?
唐朝時，對腐敗分子只有兩個處理手段，一是直接在朝堂上判決處死，二是流放到嶺南等邊遠地區。五代時，後唐明宗非常痛恨貪官污吏，規定貪污者有死而已。每次有人向他請求赦免時，他都回答說：“食我厚祿，盜我倉儲，蘇秦復生，說我不得。”可見其反腐態度之堅決，但也可以看出他痛恨腐敗分子，是因爲覺得這些蛀蟲腐蝕了自己的國庫，並非完全爲民。
宋朝初年，郡縣官吏承五代之弊，貪腐非常嚴重。於是宋太祖想要殺雞儆猴，彼時英州太守董元吉受贓七十餘萬，按法應流放嶺南。太祖知道後，“欲懲掊克之吏，特詔棄市”，直接將其拉去示衆，並當場處死。太祖每次舉行大赦時，都要將貪官排除在外。
之後，封建朝廷不僅對貪官進行懲處，而且還累及他們的子女。《金史》記載說大定十二年，鹹平尹石抹阿沒刺因犯贓而死於獄中。金世宗知道後，對臣下說：“貧窮而爲盜賊，蓋不得已。三品職官以贓死死，愚亦甚矣。”認爲貪官所犯的罪要比平民盜竊還重，竊賊不過是迫於生計、鋌而走險，偷取了別人的錢財而已;貪官則是貪慾不足，知法犯法，盜竊全天下人的財物，更爲可恨。因此，世宗下令貪官的子女全部除名，不准他們繼續做官。一個家庭中，只要有一個人犯了貪污罪，那麼其他家庭成員也將被免職。
到了元朝時候，懲處力度略微下降。《元史》說至元十九年，世祖下令：“中外官吏，贓罪輕者決杖，重者處死。”沒有將貪污罪往重的方向判，所以朱元璋認爲元朝制度失於寬，他要用猛來補救。
朱元璋的高壓反腐措施
據說劉基在辭官回青田之前，曾對朱元璋說：“宋、元以來，寬縱日久，當使紀綱振肅而後惠政可施也!”朱元璋深以爲然，並且將這種理念貫徹落實，直到他離世爲止。在《祖訓》中，朱元璋寫道：
“朕自起兵至今，四十餘年，親理天下庶務，人情善惡真僞，無不涉歷。其中奸頑刁詐之徒，情犯深重、灼然無疑者，特令法外加刑，意在使人知所警懼，不敢輕易犯法。”
其中，貪官也是“法外加刑”的對象。《廣州志》裏就說洪武年間，藩臺臬司與守令稍有贓罪，“懷印未暖，即逮之去”，貪官或者被流放到環境極惡劣的地方，或者全家被誅殺而死。在這種恐怖的氛圍下，官員們唯恐不能奉法恤民，以添榮祿。
《龍飛紀略》說，朱元璋統治的時候，只要地方官吏犯有貪污罪，老百姓們可以集體將其解押至京，陳述緣由。貪污十六兩以上者，梟首示衆，並且剝皮實草，以爲將來之戒。每個官府衙門旁邊都建有一座廟，可以祭祀土地，也可以作爲剝皮場所，名曰“皮場廟”。在官員的座位旁邊，還設有用草料充塞的人皮，以此來達到震懾的效果。
關於洪武年間的高壓反腐，後人聞之還心有餘悸。據說永樂年間，有個名叫惠暕的僧人，曾參與編修《永樂大典》。他在退休後歸老於興福寺，常跟人回憶洪武年間的舊事，說：“洪武間秀才做官，吃多少辛苦，多少驚怕。與朝廷出多少心力，到頭來小有過犯，輕則充軍，重則刑戮，善終者十二三耳。”惠暕認爲朝廷高壓反腐，傷及了許多秀才。因爲朱元璋秉持着“法外加刑”的理念來治國，所以官員即使遵紀守法，也可能因不慎的小過失而遭受巨大的責罰，不能確保可以得到公正的對待。高壓反腐的初衷是震懾貪官污吏，但也有一刀切的毛病，最關鍵的是它越過了法律的限度來用刑，所以會逐漸產生弊端。
高壓反腐不等於依法反腐
高壓反腐不是依法反腐，它還帶有人治的色彩，所以難以持續，更多時候就像一場運動，刮一陣風就過去了，問題卻依然殘留着。在劉基與朱元璋看來，嚴以治天下只是一時的權宜之計，爲的是將來政權穩定後，再給小民們恩惠。朱元璋在《祖訓》中就說：
“此特權時處置，頓挫奸頑，非守成之君所用常法。以後子孫做皇帝時，止守律與《大誥》，並不許用黥、刺、腓、劓、閹、割之刑，云何?蓋嗣君宮內生長，人情善惡未能周知，恐一時所施不當，誤傷善良。”
他認爲“法外加刑”的反腐措施只有自己才能夠控制得住，子孫們長於宮中，不諳世事，如果授予他們“法外加刑”的權力，必將變得暴虐，殘害到無辜的忠良。這也等於說，朱元璋承認高壓反腐並不是依法反腐，對於腐敗分子，要依法處置，法律規定怎麼判就怎麼判。不能判得過輕，也不能判得過重，只有這樣才能持久。如果一味的高壓，那麼就會不斷破壞法律，總是罰得比法律規定的重，這樣即使是犯小錯的人也免不了要被重罰了。因此，洪武年間的高壓反腐是無法持續的，它也無法根絕腐敗問題。
而在朱元璋之後，又出現了一些所謂的寬仁之主，他們宅心仁厚，一味赦免，反而破壞了明朝的法律。例如永樂時，貪官污吏大多能得到法外開恩、免於一死，只是被流放到邊疆而已。明宣宗宣德年間，都御史劉觀坐受贓數千金，按照法律的規定，應處以斬首。宣宗卻說：“刑不上大夫，觀雖不善，朕終不忍加刑”，僅將他處以流放而已。這說明皇權可以隨意左右法律的判決，它想“法外加刑”時就高壓反腐，它想“寬大開恩”時就姑息縱容，終究收到什麼效果，並且不可持續，只是權力的任性而已。
明朝俸祿制度是滋生腐敗的溫牀
明末啓蒙思想家顧炎武在探究明朝的腐敗問題時，明確指出：“今日貪取之風，所以膠固人心而不可去者，以俸給之薄而無以贍其家也。”他認爲明朝的俸祿相比於前代來說，都過低了。當官的人僅靠俸祿無法養活自己的家口，那麼就會“想貪”及“敢貪”。
早在漢朝時期，漢宣帝就說：“今吏皆勤事而俸祿薄，欲其毋侵漁百姓，難矣。其益吏百石已下俸十五。”最先推行了厚薪養廉的政策。光武帝取天下後，也鑑於前代得失，認爲高官的俸祿應當降低一點，基層小吏的薪水應該提高一些，因而對官俸進行了調整。晉武帝時，朝廷規定基層官員的俸祿要能夠滿足其生存需要，至少相當於農民耕作所得的收成。
從白居易的詩中，我們也可以看出唐朝官員俸祿之厚。《江州司馬廳記》說：“唐興，上州司馬秩五品，歲癝數萬石，月俸六七萬，官足以庇身，食足以給家”，又有詩云：“吏祿三百石，歲晏有餘糧”云云。相比之下，明朝官員的俸祿“不過唐人什二三”，養家餬口尚且不能，怎麼指望他們不貪污受賄、魚肉百姓呢?
唐宋時期，官員的收入不僅來自於俸祿，而且自家還有些職田，家人能夠做些產業。到了明朝，不僅俸祿低，連職田都被收歸朝廷了，官員們除了領俸之外，只能再拿些俸鈔做補貼，名曰“養廉銀”，收入甚微。在這種生存環境下，只會不斷的滋生出腐敗分子。而明朝朝廷也無力改變此種狀況，因爲俸祿制度是建立在貨幣制度之上的。
爲什麼明朝不能做到厚薪養廉?
在分析明朝俸祿制度滋生腐敗的問題時，顧炎武進一步探究了政治制度背後的經濟原因。他指出，在明朝時期，白銀已經成爲了通用的貨幣，這是跟過去完全不同的一大經濟變革。古代官員們的俸祿都是用米麥布帛等實物來結算的，不受物價的影響;而到了明朝時，百官從戶部那領取的不再是糧食實物，而是白銀錢鈔，是貨幣。當物價上漲的時候，官員的實際俸祿就會越下降，由於經濟社會的發展總是有推高物價的趨勢，所以明朝官員的實際收入是越來越少的，這就不外乎在末年時腐敗那麼嚴重了。因此，顧炎武說：“其弊在於以鈔折米，以布折鈔，以銀折布，而世莫究其源流也。”
明朝人不懂經濟問題，不知道底層官員實際上已經是僱傭勞動者了。他們獲得官職後，不再從事農業及手工勞作，也不像商賈那樣有買賣營生，而僅靠朝廷發的工資過活，所以最容易受到物價上漲的影響。物價上漲後，他們最先感受到實際收入在降低以及生活變得困難，而手中又正好有着一些權力，所以就要用來貪腐，進而變成無官不貪的惡劣現象。
俸祿制度與貨幣制度悄然的改變了明朝社會結構，而上層建築卻沒有適應這種變化，最終造成明朝末期舉國貪腐的局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