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小編給大家帶來東西方文明傳承的區別，感興趣的讀者可以跟着小編一起看一看。
現代人意義上的西方，通常指以歐洲尤其是西歐爲中心的國家，他們共同的特點在於以白人爲主，信仰基督教。
西方國家歷史悠久，其文化傳統最早可追溯到古希臘時期的克里特文明、邁錫尼文明以及後來的希臘文明，這一時期希臘半島光輝璀璨、人才輩出，現代的奧林匹克就誕生於這段時間，西方神話的諸多神明也都被創造出來，更是涌現了荷馬、蘇格拉底、柏拉圖、亞里士多德一大批震鑠古今的文化大師，正是他們，奠定了西方文明的基礎。
除此以外，誕生於兩河流域的宗教文明也對西方世界的發展起到了巨大的影響作用，公元四世紀，基督教被羅馬帝國皇帝定爲國教，從此希臘文明被新興的基督教文明取代，壽終正寢。
但希臘文明中崇尚科學、理性、自由的思想並沒有就此消失，而是與新興的文明融合起來，共同作用於社會發展。
羅馬帝國分裂後，西方文明又在日耳曼王朝中生根發芽，尤其是西羅馬教廷，在東羅馬帝國破滅後儼然成爲宗教中心，而西方世界，在經歷中世紀的宗教黑暗後，破土而出，催生了近代的工業文明。
可以說，西方文明的發展是多種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其內容之豐富、歷史之悠久，都遠遠超過我們封閉保守的東方文明。
文明本無高下之分，也不具備人種和地域屬性，爭論孰是孰非沒有意義。但西方文化卻創造出了一個匪夷所思的東西，影響了此後幾百年的人類命運，那便是--科學!
歐洲人發明了科學，這是絕大多數人的共同看法，而科學的誕生，對人類社會的影響怎麼形容都不過分，沒有科學陽光的照耀，我們今日依然生活在那個充滿疾病災荒的舊時代，爲了一日三餐而發愁，不起眼的細菌感染就會奪去我們的生命，短短的路程就要消耗大量的時間，更不說在互聯網上爭論、謾罵。
科學雖然是歐洲人發明的，但從誕生之日起，就爲人類所共有，這就好比是一層窗戶紙，幾千年來一直遮擋着我們的視線，西方人機緣巧合之下，捅破了她，讓陽光照射進來，與其說大家崇拜西方文化，不如說大家更加推崇科學的精神，對發明科學的西方人感到好奇和感激罷了。
當然，西方人對世界的影響並非都是正面的，隨着科技水平和國力的崛起，歐洲進入擴張和掠奪時代，在給落後地區送去文明的同時，也帶來了血與火。
但拋開其負面因素不說，其正面影響力是極其巨大和深遠的。
首先是科技的推動。
我們今日使用的所有機械設備電子設備幾乎全部都是西方人發明的，電視、洗衣機、電冰箱、汽車、輪船、飛機、電話、手機、電腦。。。無論你喜歡還是不喜歡，都離不開他們。
其次是社會文化的促進。
西方國家的強勢崛起，不僅帶動了科學技術的推廣和普及，還深刻影響了其他國家的文化和社會管理，我們現在的婚姻制度、工作制度、教育制度、兵役制度、社會保險保障制度、政治制度等等，幾乎都源於西方國家。
如果將西方文明的創造完全從我們身邊剔除，會發現幾乎寸步難行，生存自保都是問題。無論多麼純粹的民族主義者，都不會願意過這樣的生活。
說完西方，再來說說我們的東方文明!
東方文明歷史悠久，在這就不自誇了，如果要抓住一根主線，首選自然是儒家思想。許多西方政治家把中國定義爲儒教國家，認爲中國雖然沒有類似天主教一般的國家宗教，但儒家思想就可以看做是中國的宗教。
儒家思想算不算宗教，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看法，在日慕鄉關看來，儒家更像是一種倫理道德思想，與宗教存在一定的差異。費爾巴哈說過：如果沒有死亡，宗教將不會誕生。可見宗教首先是建立在對生死未知的基礎之上，而中國儒家文化中：子不語怪力亂神，早早與神祕主義劃清界限，把禮法與道德置於最高地位，強行把儒家文明與宗教掛鉤過於牽強。
但這種界定並不能掩蓋儒家文化對中國社會發展的影響。
按照陳寅恪先生的說法，儒家文化無外乎三綱六紀，三綱即君臣、父子、夫妻，六紀即：諸父有善，諸舅有義，族人有序，昆弟有親，師長有尊，朋友有舊。
無論三綱還是六紀，都是基於中國傳統的家族制度衍生出來的社會制度，強調秩序和服從，排斥自由和創新，孟子說得好：無君無父，禽獸不如!
以此爲起點，此後兩千餘年的封建社會，中國一直在原地踏步，按照梁漱溟先生的說法，如果沒有西方文化的入侵，中國社會將永遠在朝代更替中循環，永遠也不會誕生科學。
這便是我們文明的可悲之處，一度創造出超越時代的繁榮，卻在此後作繭自縛，將自己捆綁在政治秩序的小圈圈裏，終老一生。
日慕鄉關沒有妄自菲薄的意思，秩序禮法也並非毫無益處，至少在科學誕生以前，可以最大限度的維護社會穩定，避免頻繁的爭鬥和戰亂，對於我們這樣一個自然災害頻繁而又幅員遼闊的國家來說，已經難能可貴。
但科學的陽光已經照射進來，就沒有必要在揣着明白裝糊塗，沉浸在古人成就的快感中不能自拔，把祖上曾經闊過當做不思進取的理由，甚至爲了脆弱的自尊心，誇大自身的歷史成就，以此作爲排外的依據。
文明也好，文化也罷， 不過是人類社會基於自身需求的產物，充其量只不過是個工具，就像開車一般，有自動擋的就沒有必要迷戀手動擋，能用全車影像，就沒有必要花費大量時間練習看後視鏡倒車。
再者說來，五千年的文明從來不是靜止不變的，秦朝的時候寫古篆，漢朝寫隸書，南北朝後逐漸流行楷書，近代開始，逐步從軟筆過渡到硬筆，如果要回歸文明，哪個寫法纔是正統呢?
唐憲宗時期，詩人韓愈曾大聲疾呼滅佛，其理由無外乎佛教是外來品，無君無父，影響我中華道統，“欲爲聖明除弊事，肯將衰朽惜殘年”就是這種心境，今時今日再看，悲情有餘，智慧不足!
滿清入關後，推行“留髮不留頭，留頭不留髮”，不少人基於民族氣節，寧願丟掉性命，也不屈服外辱，可三百年後，又有幾人記得!
上世界九十年代，美國國際問題專家亨廷頓的“文明衝突論”大行其道，尤其是他對冷戰後國際關係的精準判斷，讓人不得不重新審視文明的發展脈絡，在日慕鄉關看來，這一立論誇大了文明的對立，將政治利益集團對文明的綁架與文明本身混淆，忽視了文明的發展和自我淨化能力。
日慕鄉關比較贊同費孝通先生“文明自覺”的說法，一個國家或者一個民族，既不應該妄自尊大，也不要妄自菲薄，而是在瞭解自身文明優缺點的基礎上，集思廣益，改進創新，走出一條適合自己的道路，只有這樣，才能在歷史的變局中不斷髮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