爲什麼近現代重大的科學發現與發明創造幾乎都來自於西方，特別是基督文化?
這個題目很複雜，很大，如果要論述起來會很繁雜。不過，如果能夠抓住問題的關鍵，也可以有一些簡單的判斷，幫助我們瞭解問題的大致來龍去脈。
在人類的早期文化中，各種文明對科學的探索差異不是很大。這裏首先說說西方文化的起源。西方文化有兩種起源，一是古希臘的理性文化，二是古希伯萊的信仰文化。二者的結合，後來有人概括爲“二希文化”。作爲西方文明的一個重大分支的古希臘文明，其實是發展了邏輯理性這一部分。古希臘文明確實非常燦爛而偉大。那時整個希臘瀰漫着一種探索宇宙世界，物質起源與世界本質的濃厚的學術風氣。主要表現爲對宇宙探索的本體論，主要探討宇宙的起源與結構的研究和宇宙本性。
希臘早期哲學家就致力於探索組成萬物的最基本元素——“本原”(希臘文arche，舊譯爲“始基”)。對此“本原”的研究即成爲本體論的先聲，而且逐步逼近於對being 的探討。之後的巴門尼德深刻地提出，“是以外便無非是，存在之爲存在者必一，這就不會有不存在者存在”。並且認爲存在永存不變，僅有思維與之同一，亦僅有思維可以獲致此真理;而從感覺得來者僅爲意見，從意見的觀點看，則有存在和非存在，存在既非一從而有變滅。巴門尼德對being(是，存在)的探討，建立了本體論研究的基本方向：對於被“是者”所分有的“是”，僅只能由思維向超驗之域探尋，而不能由感覺從經驗之中獲取;此在超驗之域中尋得之“是”，因其絕對的普遍性和本原性，必然只能是一。不過，這一點只有蘇格拉底和柏拉圖才能真有領會，與他同時的希臘哲人或多或少地有所忽略。因而，如原子論者雖然也區分了真理認識和闇昧認識，認識到思維與感覺的不同;但其探尋的“本原”可否由經驗獲致卻極模糊，因而實際上並未能區分超驗和經驗。柏拉圖則親自構造了整個宇宙的結構模型。非常精巧細緻，那是強大想像力的極好表現。
如果說古希臘文明與中國文化最主要的區分是什麼?
最大的區分就在於古希臘對於探索大自然，探究宇宙的奧祕有着極大的興趣與巨大的成就，而中國古代文明，除墨子一家對於自然現象還有一點興趣與研究成就之外，其他百家對於大自然的探索興趣幾乎都是空白的。有人說到中國古代的科學研究成就，都喜歡舉一些例子，比如數學的勾股定理，其實，這個定理在古希臘叫畢達哥拉斯定理。這個定理其實是指直角三角形兩直角邊的平方和等於斜邊的平方。而勾股定理只是餘弦定理的一個特例。在畢達哥拉斯那裏是獲得了類似定理公式的表述，而在中國這裏只是一個特例，更重要的是沒有獲得推理證明。
其實世界各種古老文明中幾乎都有對這個定理的記載，而且甚至用來解決實際的問題。比如，古埃及人在4500年前建造金字塔和測量尼羅河氾濫後的土地時，就廣泛地使用勾股定理。古巴比倫(公元前1800到1600年)的數學家也提出許多勾股數組。但是，在數學史上普遍認爲最先證明這個定理的是畢達哥拉斯，所以很多數學書上把此定理稱爲畢達哥拉斯定理。中國古代稱直角三角形的直角邊爲勾和股，斜邊爲弦，故此定理稱爲勾股定理。而在中國，最早是在三國時代的趙爽《周髀算經》裏記載了勾股定理證明，這個相比人家古希臘的畢達哥拉斯定理的證明，要晚了近800年，即使是相傳勾股定理在西周由商高發現，也沒有明確的記載，只是一種傳說，而且更爲重要的是中國人從來沒有作爲定理來證明，即使是有發現，也只是發現了餘弦定理的一個特例而已，與數學作爲公式與定理的普遍性要求相比，還相差十萬八千里。
中國諸子百家中唯一對大自然，對物理、數學、化學、機械製造等感興趣的墨子長期在儒家文化打壓之下，這一派逐漸式微，甚至滅絕，從而後繼無人。在文化源頭上，中國文化在科學領域大大落後於西方，其實並不是從近現代開始的，而是在上古時期就有了差別。而這種差別不是因爲智商的差異，而是因爲價值導向差異，而導致選擇的差異產生的結果。因爲，儒家學說一心求官，一心謀求世俗的功名利祿，因此，無心關注大自然，無力探究大自然宇宙的奧祕。孔子爲什麼要說“未知生，焉知死?”從而拒絕追問人生的終極意義與彼岸世界?就是儒家價值不想把時間精力，把自己的生命智慧浪費在探究大自然的奧祕上。說到底，儒學是無神的，認爲人生一世，就是現時現在的這個看得見的世界，不會有天堂，也不會有地獄。
人死如燈滅。所以，要抓緊時間及時在純粹的物質世界裏享受。這也是孔子要“食不厭精，膾不厭細”，“席不正不坐，割不正不食”的真正原因。可見，孔子其實是一個很難侍候的人。這種擺架子裝B現象，在中國的官場尤其盛行，四處可見，有時差一點都不行。可以說儒家學者自古以來就沒有出現過一個對自然奧祕感興趣的人，更不可能涉入自然科學研究成果。
在中國古代有一個叫徐光啓的官員算是一個例外。但是，細緻考察一下就會發現，徐光啓其實是基督教徒。徐光啓(1562年4月24日-1633年11月8日)，字子先，號玄扈，天主教聖名保祿，漢族，松江府上海縣人，中國明末數學和科學家、農學家、政治家、軍事家等。官至崇禎朝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宰相級)、內閣次輔(相當於第一副首相)。贈太子太保、少保，諡文定。徐光啓也是中西文化交流的先驅之一，是上海地區最早的天主教徒，被稱爲“聖教三柱石”之首。他一生的數學、自然科學研究成就非凡，譯《幾何原本》，著《農政全書》、《崇禎曆書》、《考工記解》等。
作爲一個儒家學者，爲什麼會對這些感興趣?
這還要歸功於當時有一個意大利的基督教傳教士利瑪竇，利瑪竇是徐光啓的自然科學的啓蒙老師，是利瑪竇把《幾何原本》這本書介紹給徐光啓，徐光啓與利瑪竇倆人長期通力合作，才把這本書翻譯成中文。不過徐光啓的研究成果也主要是在翻譯著作方面，原創的成果還是少了一點。原因很簡單，徐光啓中途信天主教，從萬曆三十二年(1604)徐光啓考中進士，開始步入仕途算起，徐光啓20歲時中秀才，36歲中舉人，考中進士時已是43歲，爲科舉功名共用去了23年時間。
這23年一生中最寶貴的時光都被迫用來追求儒家規定的功名利祿，走儒家的仕途，即使再聰明智慧，也已經是嚴重落伍了，不可能會有更大的研究成就了。更何況徐光啓一邊信上帝，一邊研究，一邊還當着明朝的大官，不時陷入到官場的惡劣權斗的漩渦中去，分心分力，不可能集中更多的時間精力去做研究。就像今天中國的學生，從3歲幼兒園開始，一直到19歲高中畢業，都在應試教育中度過，怎麼會有創意與想像力?
那麼，印度教與佛教爲什麼也遠離了科學研究?
確實印度教或者叫婆羅門教，其實是身份等級森嚴的多神論的一種宗教，人的自由不能夠獲得保障，一切都是按照家庭出身與身份等級來安排，沒有自由探索大自然奧祕的時間與空間，也沒有這個動機。而佛教徒嚴格意義上是一種無神論者。佛教不信神。相信各人的命運與現狀都是前世所修，佛教不關心過去與現在的生活，只關心轉世之後的生活與極樂世界。而且由於佛教不信神，佛教的創立者釋迦牟尼也不是神，佛的意思是大徹大悟，大智大慧的意思。“阿彌陀佛”的意思，也就是“無限無量智慧之人”的意思。即使如此強調人類智慧的佛教，也沒有偉大的探索自然的科學研究成果，爲什麼?
因爲這種智慧只是個人自身的智慧，遠離了神的導引，而且佛教對宇宙世界的認識因爲沒有神的存在，常常只是用自己個人的修煉去取代對世界奧祕的認識，凡事靠自己修煉解決。對於宇宙的認識也是無邊無際，無始無終，從來如此，現在如此，永遠如此，循環往復，永無止境。既然如此，也就不值得運用智慧去探究世界的奧祕，說白了世界有不同級別的世界，但是不存在不同的奧祕。你修煉到哪一個層級，你就在哪個層級的世界裏生存。佛教對個人的修煉與心靈的安頓極有幫助，但是，不會引導人去追求對神的信仰。事實上，佛教徒中，自古至今出現的偉大的科學家極其罕見，這在現實世界也驗證了佛教徒不容易走進科學的說法成立。
基督教，特別是基督新教的出現，讓古希臘的理性文化有了特定的信仰支撐。爲什麼理性文化還要有信仰作爲支撐才能夠走得遠?說白了理性是要有邏輯推理，要學會懷疑，要用證明說話，要追問爲什麼。如果理性徹底，就會遇到一個巨大的困惑，即終極的原因究竟是什麼?比如萬物皆變，那麼變的終極動力是什麼?什麼是宇宙的第一推動力?爲什麼宇宙的各種星體能夠那麼和諧地運行?這裏究竟蘊藏了什麼神祕的力量?
這個時候，你不得不歎服宇宙神奇的力量，這種力量只能夠是神的力量。有了信仰，你就會有足夠的動力去探究那些問題。因爲，探究那些奧祕只是爲了更好地理解神，接近神。否則你會認爲探究那些都是很無聊的事情。中國人爲什麼在探究自然奧祕的時候常常難以走得那樣深入，那樣持久，那樣富有耐性?就是因爲我們絕大多數人，即使偶爾有對大自然的探索，也只是爲了滿足一時的好奇心，是爲了“黃金屋、顏如玉、千鍾粟”之類世俗的享受。特別是用這些奧祕裝神弄鬼，唬住一些人，以換得一些做官的資格。這就是“學而優則仕，仕而優則學”，無論做什麼，最終的出路一定是做官。如果不能夠換成仕途資本，則毫無意義。
爲什麼近現代科學的發源地主要是英國?
爲什麼波義耳、牛頓這些重量級的科學家都是基督新教的清教徒?這必須要承認世界文明發展史的一個客觀事實，就是近現代幾乎所有重大的科學發明創造都來自於基督文化背景。相比東方文明比較缺乏這些重大發明與創造。這不是偶然的，有其內在的邏輯性。我們中國人的教育對牛頓的介紹，常常只是說他是一個偉大的物理學家、天文學家、數學家，並且因爲晚年改信基督教從而荒廢了他的科學研究。
其實，這樣的介紹完全顛倒了事實。牛頓的這些“家”那些“家”，其實都是作爲神學家的牛頓的玩伴而已。牛頓是一個極其虔誠的基督新教徒，他一生堅信上帝的存在。所有的研究都是爲了更好地理解神，走近上帝。他的前期工作也仍然是他的神學研究的一部分。大自然的奧祕掌握在神的手裏，我們人的理性研究與證明可以瞭解到一小部分的奧祕，但是，我們人，無論怎樣聰明智慧，永遠不可能取代宇宙中的神，這就是科學與信仰必須結合，必然結合的理由。科學研究成果越大，越多，對宇宙探究越多，人類的困惑就越多，就越感覺自己的渺小無助。只有藉助對神的信仰，才能夠獲得拯救。
在諸多信仰中，猶太教、基督教與伊斯蘭教，其實是三教同源。都是發源於古老的古希伯萊的信仰體系。這裏最古老的是猶太教，其教義主要存留在《聖經》的《舊約》裏，基督教又分成三個分支，第一是天主教，第二是東正教，第三是基督新教。天主教曾經把上帝與凱撒結合在一起，形成等級森嚴的教階制度，我們經常說的歐洲中世紀黑暗就是那時形成的，即使是天主教存在着等級森嚴的教階制度，對於當時人們探究宇宙的奧祕也是起了促進作用。
因爲神的存在，激起人們探究的慾望與強大的動力
那時的哥白尼、伽俐略也都是虔誠的天主教徒。當時起到禁錮人們思想的是羅馬教廷以及當時教會裏普遍存在的對亞里多德宇宙觀的迷信，而不是這些人破壞了《聖經》的教義。東正教直接與沙皇帝國密切聯繫。因爲有了上帝，因此，即使在專制帝國時代，包括原蘇聯也仍然有大量的諾貝爾自然科學獎人才。但是，真正大力促進近現代科學研究的還是基督新教，基督新教拆除了教會與神父人員阻隔在人與神之間，讓每一個信徒直接面對神，在保持信仰的同時也解放了人的思想與個性，使人的想像力與創造力得到更大的發揮。
今天我們還可以看到，猶太人在科學研究成就方面是驚人的，僅佔世界人口比例0.2%的猶太人，卻擁有世界20%以上的諾貝爾獎，而信仰基督教的世界級科學家就更是數不勝數。伊斯蘭教在早期的時候，在研究科學與傳播科學文明方面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沒有阿拉伯人對古希臘文化典籍的精心保存，今天我們可能就讀不到《柏拉圖全集》，不會知道他還有一個非常厲害的老師蘇格拉底。早期的伊斯蘭教崇尚科學，正如伊斯蘭教裏的先知穆罕默德所教誨的“求知是每一位男女穆斯林的天職”，“求知從搖籃到墳墓”。
後來東西方思想和新老觀念的融合，帶動了醫學、數學、物理學、天文學、地理學、建築學、藝術、文學以及歷史學等領域的前所未有的進步。許多關鍵的學科及概念體系，諸如代數學、阿拉伯數字，以及零的概念(對於數理科學的進步至關重要)都是經由伊斯蘭文明傳播到中世紀的歐洲大陸。許多複雜的儀器，包括觀象儀(星盤)、象限儀和精確的航海圖的發展爲歐洲人的遠航探索提供了必備的條件。但是伊斯蘭教後來變成了一個等級特權專制王朝的工具，而且派別林立，再加上伊斯蘭教是在血與火的戰爭年代建立與發展起來的，因此，伊斯蘭教在科學研究成果方面後來就停滯了。
智慧何處可尋?聰明之處在哪裏呢?智慧的價值無人能知，在活人之地也無處可尋。深淵說：‘不在我內’。滄海說：‘不在我中’。智慧非用黃金可得，也不能平白銀爲它的價值。俄斐金和貴重的紅瑪瑙，並藍寶石，不足與比較;精金的器皿不足與兌換;珊瑚、水晶都不足論。智慧的價值勝過珍珠。古實的紅璧璽不足與比較;精金也不足與較量。智慧從何處來呢?聰明之處在哪裏呢?是向一切有生命的眼目隱藏，向空中的飛鳥掩蔽。滅沒和死亡說：‘我們風聞其名’。”(《聖經》《約伯記》《歌頌智慧》)
讀完這段關於智慧的話，我們不難理解爲什麼傑出的科學家與科學成就都只能夠出在基督教文化裏了。《聖經》也沒有直接對自然世界有多少探究，但是，《聖經》借耶穌之口說過類似這樣的話：你們尚且不瞭解人間的事情,何況天上的事情呢?你們要思念天上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這不就是要仰望天空，探索宇宙世界的奧祕嗎?知識、真理與神同在，心中有了神，人才能夠安頓好自己的思想與心靈。基督教與科學研究就是這樣結合在一起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