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大發明之爭”是怎麼回事?“四大發明“到底是不是科學?感興趣的讀者可以跟着小編一起看一看。
最近，鄭文鋒教授“因錯誤言論被停止教學工作”的事情鬧得挺大。
鄭文鋒是成都電子科技大學的副教授，在他所設的師生交流羣“創新的本質2019”中，他和幾名學生爭執起“四大發明”。
鄭文鋒放話說：中國古代沒有實質上的創新。他在羣中直言：“都9102年了，別總去翻給老祖宗編出來的優越感，四大發明在世界上都不領先，也沒有形成事實上的生產力威脅”。
這番言論遭到了幾名學生的反對，他們列舉出“四大發明”的重要意義，雙方就此的爭論變得激烈。最後，鄭文鋒將參與爭論的學生們移出了羣組。
事情還沒結束。
這場爭論發生在今年6月中旬。到7月16日，出現了一份官方文書，認爲鄭文鋒的說法是“錯誤言論”，經傳播造成了惡劣影響，決定對他停止教學工作等等，期限24個月。
這場師生之間的觀點爭論，至此蔓延到公共領域，炸開了鍋。“四大發明”是不是創新?鄭文鋒該不該被停職?各人有各人的觀點。
學術爭端沒有標準答案，“四大發明”是不是科學創新，倒是有話可說。
“四大發明”的尷尬
鄭文鋒的觀點是，“四大發明”不屬於創新，中國古代沒有實質上的創新。
疑似鄭文峯和學生的羣聊截圖
其實這種觀點早已有之。說“四大發明”是創新意味着把它歸入科學的範疇，而現在談到的科學，一般是指16世紀左右以來，由哥白尼、伽利略、笛卡爾等人所奠基的數理實驗科學。
數理實驗科學的登場更新了歐洲中世紀的世界觀和知識基礎，更深刻地改變了人類對世界的認知方式，可以說是現代科學的開端。
在我們的“常識”裏，16世紀以前的中世紀是一個黑暗時期，籠罩在基督教神學的統治下。進步思想受到迫害和鎮壓，科學難以萌芽。
只是在經歷了“科學革命”之後，世界才從黑暗矇昧變得進步科學。這兩種狀態的時間分界線，就在16世紀。
“四大發明”的尷尬在於，它們出現得太早了，傳入歐洲的時間也都在16世紀前，也就是現代科學誕生之前。
紙：
在中國發現的最早的紙，產於公元前140到前87年。直到公元8世紀，它傳到阿拉伯帝國，後傳到歐洲。西班牙、法國在12世紀出現紙廠，意大利、德國則是13世紀。
印刷術：
中國在隋文帝開皇13年(公元593年)有了印刷術，約七百年後，歐洲才用印刷術印刷圖像，又一百年後有了活字印刷。
火藥：
火藥的產生，是煉丹家的功勞。唐代醫藥學家孫思邈，在《丹經》中記載：硫黃和硝石混合，加入點着火的皁角子，能夠劇烈燃燒。這已經很接近黑火藥，8世紀傳到阿拉伯和波斯，14世紀初傳到歐洲。
指南針：
指南針，在遠古時期叫“司南”。《韓非子·有度》記載：“先王立司南以端朝夕”，說明中國人在當時已經認識到磁極的指向性。歐洲直到13世紀纔有了相關記載。
從時間的邏輯來看，16世紀以前的“四大發明”，並不是“科學革命”的產物，是有一定道理的。
但據此認爲它不是科學，說服力仍然不夠。
何爲科學?
“四大發明”在科學世界中地位尷尬，不完全因爲誕生時間早。
那還因爲什麼?
在具體回答這個問題之前，我們先擺出思考的基本邏輯：近現代科學是什麼?有什麼本質特徵?如果“四大發明”不符合那種本質特徵，它就不屬於近現代科學;如果符合，那它就屬於。
現在來弄明白第一個問題：近現代科學是什麼?它和前科學時代的差別在哪裏?
所謂的近代科學，在它發展的早期就是指近代物理學，伽利略是早期的集大成者。最爲我們所熟知的是，伽利略曾在比薩斜塔上做過自由落體實驗，證明重的物體與輕的物體，在不考慮空氣阻力的前提下，從相同的高度下落，會同時抵達地面。
這個著名的實驗揭示了一點：實驗方法是現代科學的重大特色。我們現在提到科學家會聯想到什麼?很多人一定會說“實驗室”、“做實驗”。
但實驗還不是近代科學和“古典科學”(姑且這麼稱呼)的最重要區別。因爲古希臘的“科學家”亞里士多德也喜歡做實驗。
近代科學和“古典科學”之間更爲重要的區別在於，前者大量使用數學，甚至可以說，一門科學的成熟程度取決於它使用數學的程度。
我們看，無論是開普勒定律、牛頓力學定律，還是愛因斯坦的質能方程，都是用數學公式進行描述的。
與之相比，古希臘理性科學中應用數學的地方很少。亞里士多德還強調，數學只涉及數量的描述，而不起主要作用，因此數學並不是建立自然之科學理論的優先方案。
我們知道，科學的目的是發現物質世界運動的規律，一種科學理論實際上是一種對物質運動規律的認識和總結。
古人和今人對物質世界的認識方法雖然不同，但試圖認識物質世界的努力是一致的。
在古希臘，亞里士多德提出“四因說”，意在找到物質世界的原理。他認爲物質有“四因”：形式因，動力因，目的因，和質料因。
比如，高山上的一塊石頭，從山頂上滑落。此時，因爲岩石是重的，它傾向於迴歸大地，這就是它的“動力因”。它回到了大地，這是它的“目的因”。它是由石塊組成的，這是它的“質料因”。
“形式因”就比較複雜。一顆樹苗的種子，會長出樹，而不是結成葡萄，這是因爲“樹”是這顆種子所內在的“形式”，所以種子發育後，是在漸漸實現它本就內在的形式。這就叫“形式因”，解釋了物質何以如此。
這種解釋很有創見，但是很粗糙。按照它來解釋世界，簡單點說就是：指南針爲什麼要指南，因爲它註定了要指南。
這等於沒說。
對比古希臘認識物質世界的粗糙方式，就顯出數學的重要性。因爲如果要描述物質世界的原理，必須用到數學。比如開普勒發現了行星運行的規則，需要把它描述出來，描述的方式就是數學公式。
正因爲採用了數學，使得現代科學在征服自然的過程中所向披靡，所轉化的技術威力無比。
也正因爲它所轉化的技術威力無比，對人類改造自然幫助很大，所以給了人類以信心，也改變了人類對世界的認知態度和認知方式。
好了，現在總結一下，近代科學與“古典科學”的不同在於：近代科學主動干預自然界，並且用實驗的方式，把數學作爲工具，取描述物質的運動。凡能用數學描述的、確定的、內在的性質，纔是物質的“第一性質”。
再看“四大發明”。以指南針爲例，中國古人沒有發現指南針指南的原理，只是知道指南針有這個特性，在發現這個特性後，把它應用於實踐。紙、印刷術也是類似，都是某種以實用爲目的的技術。
沒有經過數理實驗科學的標準化過濾的四大發明，是舊時代人類經驗的總結，沒有帶來認知方式和知識結構的更新。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它們不具備近代科學的特徵。
這是爲什麼很多科學史家認爲它們是技術，而不是科學的根本原因。
兩種觀念的衝撞
以上已經解釋了，如果按照近代科學的定義，“四大發明”不算科學。再進一步，如果說，代表着中國古代技術成就的“四大發明”都不算科學，那麼也可以說中國古代沒有科學。
論述到這裏，我們終於要開始講學生和鄭文鋒衝突的根源。
拋開民族情感，學生和老師之間的爭論背後是兩種“科學觀念”之間的衝突。老師自然是支持“中國古代無科學”，學生對四大發明的認可則讓我想起了李約瑟。
對，就是那個提出“儘管中國古代對人類科技發展做出了很多重要貢獻，但爲什麼科學和工業革命沒有在近代的中國發生?”之問的李約瑟。
李約瑟
李約瑟是“四大發明”的重要擁護者，他在20世紀50年代提出，中國在3到13世紀時，科技水平遙遙領先於世界。
這是不錯的，這些發明的確很了不起。正如學生在反對鄭文鋒時所說的：
“沒有指南針，航海只能看星辰，容易抓瞎”;“造紙術和印刷術，大大促進了文化的傳播”;“火藥直接改變了戰爭的方式”。
更有分量的說法，來自馬克思在《經濟學手稿(1861-1863)》中所說的：“火藥、指南針、印刷術——這是預告資產階級社會到來的三大發明。”
從某種角度來說，“四大發明”確實促進了世界向近代的轉變。
比如說，沒有紙和印刷術，西班牙和意大利的大翻譯運動就不可能實現。那麼，柏拉圖和伊壁鳩魯學派等古希臘思潮，仍然留存在阿拉伯人的文獻中，“近代科學”根本無從談起。
意大利畫家拉斐爾創作的壁畫《雅典學院》
站在李約瑟的立場上，近代科學在崛起之後，毫不留情地貶低了它以前的時代。
爲什麼會這樣?
這涉及到一種編史觀念：“輝格史觀”。它認爲，科學的發展是一環扣一環的，按照線性的事件發展。
“輝格史觀”的優點是，邏輯性強，能夠有效串聯起科學史上的大事件。
可是，“輝格史觀”的缺點很多，它不僅貶低在近代科學以前的時代，也常常貶低有重大意義的科學事件。
舉一個例子：第谷是個天文學家，他用一生時間觀察着天體的運動，記錄下它們的運行軌跡和數據。這些資料成爲開普勒研究的重要基礎。
可以說，沒有第谷，就沒有開普勒的三大規律，牛頓也不無法總結出力學三大定律。
按理說，第谷應該被史冊記載，然而，第谷不接受哥白尼的“日心說”。據此，他的研究走上了和近代物理科學完全不同的方向，在“輝格史觀”的編史下，他脫離了“進步的鏈條”，成了一個無關緊要的小人物。
第谷
20世紀初，“輝格史觀”被逐漸拋棄。由新一代歷史學家編撰的科學史成爲主流，他們不僅發現了第谷的重要價值，還發現在中世紀經院哲學，甚至更古老的赫耳墨斯魔法傳統中，都孕育着近代科學在發起時的因素。
因此，早在上個世紀，新的編史觀念就更加包容地對待了古典時期。“四大發明”也好，經院哲學也好，它們儘管不屬於近代科學，但對近代科學的貢獻不可忽視。
回到鄭文鋒事件。對“四大發明”如何評價?雙方的爭論中，實際蘊含着兩種世界觀的衝撞。假如，雙方不是一個扣高帽，一個粗暴移出羣組，事情也許會是另一種結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