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唐節度使是個什麼官職?節度使爲什麼會讓人聞風喪膽?感興趣的讀者可以跟着小編一起看一看。
節度使在中晚唐時期是一個令皇宮畏懼的官職，這一官職的最早記載出現於貞觀年間，它極可能是唐太宗李世民親手創設的。《全唐文》中收有一篇題爲《可汗山銘》的文章，其中記載了一件事：“聖唐大使右武衛大將軍慕容寶、節度副使朝散大夫任雅相等肅奉明詔，冊授大單于真珠毗伽可汗嫡嗣爲肆葉護可汗”。
這個振天威冊名王的事件發生在貞觀十三年(639年)，裏面明確提到了節度副使這個官職名稱。《舊唐書·職官志二》中則有一個段可以與之相佐證的記載：“凡親王總戎曰元帥，文武官總統者則曰總管;以奉使言之，則曰節度使，有大使、副使、判官。”可見，節度大使與節度副使在貞觀中期應該已經同時存在。
李世民劇照
李世民時期的節度使
李世民創設節度使的本意是指軍事上的“節制調度”，也就是在有軍事戰守需要時因事而設。畢竟大唐軍務繁忙，要征戰的對象和要防守的邊鎮都太多，李世民縱然喜歡親力親爲也分身乏術，爲了加強統兵將帥的權威，便在他們“受命之日，賜之旌節謂之節度使，使得以專制軍事”。
也由此可見，節度使最初只是一種帶使持節的使職官而不是職事官，這兩者之間有着極大的區別。
職事官是在政典和職官志中有編制、有品秩的常設官，而使職官則不在編制之內、不被賦予官級品秩，都是屬於因事而設的臨時性差遣，類似於今天的巡視組組長、專案組組長，巡視完了、案子破了，組長的頭銜也就拿掉了。
所以節度使在李世民的時代，說的好聽點是給你一個欽差身份，方便你開展工作。說的不好聽點，就是抓你去出差，臨時給一個辦事員的稱號。畢竟李世民的領導水平是相當高超的，不會幹讓下屬做大的蠢事，節度使在他手掌裏只能做溫順的小綿羊。
而且唐朝建立初時的軍制也讓節度使毫無上下其手的機會，這是極爲重要的制度保障。
唐初軍制是軍事政令與軍事執行相互獨立，由尚書省兵部掌管軍事政令的制定，中央衛府及東宮率府則統領折衝府負責軍事行動的執行。在這種軍權體制下，不論是什麼人被賜爲節度使，都很難從上層獲取軍事指揮之外的權力。
那麼節度使在領兵時有沒有機會從底層培植勢力呢?在唐初府兵制度下，靠自下而上拉幫結派慢慢攢能量的路，也同樣是行不通的。
《長安十二時辰》唐兵劇照
“府兵之置，居無事時耕於野，其番上者，宿衛京師而已。若四方有事，則命將以出;事解輒罷，兵散於府，將歸於朝。故土不失業，而將帥無握兵之重，所以防微杜漸、絕禍亂之萌也”。在唐朝前期，府兵制有均田制作爲保障，府兵不僅能分到一定數量的田地，還不用繳納租庸調，他們對朝廷的安排是滿意的，不具備跟朝廷對着幹的動機。
所以唐朝初年是鐵打的軍府，鐵打的府兵，唯有將帥節度使是有事出徵、事罷歸朝的流水過客，不存在發展爲藩鎮的機會和土壤。
節度使在唐朝的常設化
節度使的常設化和固定化始於唐睿宗景雲年間(710-712年)，景雲元年薛仁貴之子薛訥被任命爲幽州鎮守、經略節度大使。景雲二年賀拔延嗣被任命爲涼州都督、河西節度使。
自薛訥和賀拔延嗣之後，在諸鎮設置節度使成爲唐朝的定例，並在唐玄宗開元年間形成朔方、河東、范陽、平盧、河西、隴右、劍南、安西、北庭、嶺南十道節度使之制。
與節度使常設化同時期發生的事情，則是唐朝均田制和府兵制的相繼衰落瓦解。
均田制是府兵制的經濟基礎，但是均田制很快就遇到人口暴增和土地兼併的嚴重問題。武德年間(618年-626年)唐朝全國戶數只有200多萬，而在天寶年間(742年-756年)則猛增爲900多萬戶。當時唐朝全國土地雖然因墾荒也有所增加，但是由於出現土地大規模兼併，能用於均田分配的土地數量反而大大減少。
於是出現了大量均田農戶的破產逃亡，這種情況在唐高宗永徽年間(650-655)就已經發生。面對“豪富兼併，貧者失業”的狀況，雖然唐高宗數次下詔禁止土地買賣以遏制兼併，但土地交易卻在唐高宗的一次次調控中變得一次比一次活躍。到了武則天聖歷二年(699年)，均田制更是衰敗到“天下戶口，亡逃過半”的地步。
均田農戶是府兵制中唯一的法定兵源，隨着均田制的破壞和農戶大量逃亡，失去根基的府兵制無可避免地走向了衰敗瓦解。
《長安十二時辰》唐玄宗劇照
唐朝爲挽救府兵制也做過努力，據《新唐書·兵志》記載，唐玄宗在先天二年(713年)將府兵服役年限從40年縮短爲25年，希望以此來減少府兵的逃亡。五年後他又將府兵的簡點期限由三年延長爲六年，一來是以此延長老弱兵士的在役年限從而保持現有府兵員額，二來是使年幼者得到更多的成長時間以增加將來可供揀選的人數。
但是所有這些都沒能阻止府兵制的最終罷廢。開元十一年(723年)，面對府兵已無能力番上宿衛長安的狀況，唐玄宗在宰相張說的建議下募選壯士充任長安宿衛，“選府兵及白丁一十二萬，謂之長從宿衛”，這種面向不具有身份性的普通民衆進行募選，就是募兵制對府兵制的取代。
而隨着募兵制的實行，邊將節度使們終於迎來了培植私人勢力的機會。在唐朝以前的魏晉南北朝時期，國家大政時常受門閥世家的擺佈。而在中晚唐及五代時期，軍閥藩鎮則常常走上權力的前臺，這其中的關鍵就是節度使職權地位在唐玄宗時期的變化。
唐玄宗時期的節度使
唐朝初年對於邊將的任用是很有特色的，例如蕃將契苾何力在貞觀七年領兵征伐吐谷渾時，李世民派李大亮、薛萬均與他同行，攻破吐谷渾後隨即把他召回長安擔任北門宿衛官。蕃將阿史那社爾在貞觀十四年領兵征伐高昌時，李世民也同時派出侯君集作爲節制，凱旋後也同樣把他召回長安留京任職。
但這種大將不統領軍鎮、不專任邊職的做法，在李世民之後逐漸不再被沿用。在開元年間形成十道節度使之制的時候，大將專任節度使職的情況已經常態化，委專征之權於邊將遂成爲定製。
此時的節度使距離成爲軍閥藩鎮已經具備了兩個條件，一是隨着募兵制的實行獲取了募兵權，二是邊職得以專權專任，節度使集軍、政、財三權於一身。但是唐玄宗仍然還有兩個遏制節度使權勢膨脹的機會，可惜他一個也沒有把握住。
第一個機會是嚴控節度使的任期，推行節度使任職地的輪轉。這種能有效遏制節度使培植地方勢力的做法，在高宗及武周時期是被嚴格執行的，它的荒廢則是發生在唐玄宗之時。
在開元至天寶年間(713-756年)，十道節度使中任期在五年及以上的有二十三任，其中任期超過十年的兩任都發生在安祿山一個人身上。他在天寶元年(742年)獲任平盧節度使，兩年後又兼任幽州節度使(亦稱范陽節度使)，並在直至安史之亂爆發的十餘年間從未解任和調任。
據此有觀點認爲安史之亂的爆發是偶然性的，因爲安祿山任期之長可算是一個特例。的確，如果沒有安祿山，那位大唐聖人還有很多年的生命可以供他逍遙自滿。但是節度使們擁兵自重的局面已經形成，唐朝前期居重馭輕、強幹弱枝的軍事形勢已經逆轉，而這正是唐玄宗錯過的第二個機會。
唐朝前期全國有軍府657個，其中有288個設在關中地區，全國60萬府兵中有26萬在京畿地區，這就是“舉天下之兵不敵關中”的居重馭輕之法。這種做法在宋明時期也被沿用，例如宋初的20餘萬禁軍有一半駐紮在京城，明初全國總兵力的約三分之一駐守京畿。
但是隨着募兵權被拱手交給節度使，唐初居重馭輕的制衡局面在百年後被徹底打破，造成京畿兵力不及地方的太阿倒持之勢。天寶年間，十道節度使擁有的總兵力約爲49萬，而長安南衙十二衛所屬的彍騎宿衛已經不足10萬。
這些充當中央禁軍的彍騎宿衛，並不是什麼材勇之士，其“應募者皆市井負販，無賴子弟，未嘗習兵”，所以他們與邊兵相比不僅數量不佔優勢，質量更是堪憂。彼時的安祿山，身兼平盧、范陽、河東三鎮節度使，統領的精銳兵力總和超過18萬。
18萬邊鎮精兵對10萬禁軍廢材，唐玄宗親手把曾經的溫順小綿羊養成了兇惡大猛虎，節度使的巨大力量優勢是安史之亂大禍的重要根源。
安史之亂爆發後，太子李亨北上靈武即位是爲唐肅宗，他請出李泌謀劃軍機。當時李泌着眼於除敵根基，制定了先消滅叛軍主力、平定河北藩鎮，後收復兩京的策略。
《長安十二時辰》太子與李必劇照
但是唐肅宗迫於權力爭奪的需要，急於在即位之初以收復兩京來取功固位，結果錯失了趁有利時機剷除動亂禍根的機會，致使河北三鎮得以長期割據，成了唐朝中晚期始終難以擺脫的藩鎮之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