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人”一詞完全是個法語單詞，意指哲學家，而“富有哲理”在18世紀的意思是說，以批判和尋根問底的精神去探討一切課題。英語借用法語“哲人”這個詞①，是表示當時的一羣作家，他們在探討知識或生存這些根本問題上並非哲學家，而是社會評論家或文學評論家，是普及工作者和政論作家。哲人大多是男人，但許多婦女也參與啓蒙文化運動。譬如法國作家艾米莉·杜·查特萊特翻譯了牛頓著作，並在她的科學論文中闡明新理論的價值意義。他們通常都是博學多才之士，不過他們寫作的目的純粹是爲了引人注目，啓蒙思想正是通過這些哲人的著作，才得以四處傳播的。以前的著作家一般是有閒的紳士，不然就是得到貴族或王室恩寵的才子，或者是靠宗教基金會支付薪水過活的教授或牧師。在啓蒙時代，許多作家都是自由作家、窮苦文人和報紙撰稿人。他們爲“大衆”而寫作。
讀者大衆的人數已大爲增多。法國到18世紀80年代，識字率在男人中已達到47%，在婦女中達到27%。有文化素養的中產階級、商人和專業職業者比以往任何時候都多得多。婦女讀者形成一個日益增多的愛讀小說和文學期刊的羣體，鄉紳尋求改進農業的科學新主意，甚至貴族也想隨時瞭解情況。報刊雜誌成倍增加，人們即使在家裏無法讀到，也可在咖啡館裏閱讀，或在迎合需要而設立的閱覽室裏閱讀。對辭典、百科全書和有關種種知識領域的概況書的需要量也很大。新的讀者需要構思風趣明快的題材。他們欣賞的是能給人以情趣和輕鬆之感的作品。有了這樣的讀者大衆，文學本身也大受其益。
18世紀的文筆變得流暢、清晰、準確，既不沉悶冗長，又不空洞乾癟，叫人嘖嘖稱羨。讀者從這些作品中也獲益匪淺，他們有的近在歐洲內陸，有的遠至本傑明·富蘭克林的美利堅。人們開始談論“大衆輿論”，把它當作一種評論法庭，判斷新書的價值意義，樹立或者摧毀抱負不凡的作家的名望。這種新的大衆輿論，法國作家馬利舍倫斯解釋說，是一種獨立的社會力量，“爲一切強勢力量所尊重，賞識一切天才，宣揚一切有才幹的人”。對文學、藝術、音樂的品評激發了報紙、期刊和咖啡茶舍裏的爭論，這一切都有助於形成日益擴大的大衆輿論範圍，使人們走出各家各戶組合的個人世界和政府機構額定的官員世界。自由民中的中產階級不僅日益有了文化素養，而且也越來越富有思考力和評論能力。但是，這場運動並不只是一個階級運動。
當時的著作還從另一方面受到社會條件的影響，即它們全是在審查制度下撰寫出來的。建立審查制度的理論是保護人民免受有害思想的侵蝕，這好似保護他們免受以劣充好或偷斤短兩的商品的損害一樣。英國的審查制度溫和得幾乎不起什麼作用。其他像西班牙之類的國家，有嚴厲的審查制度。法國，這個啓蒙時代的中心，既有複雜的審查制度，又有大批的讀者和作家。教會、巴黎高等法院、國王官吏和印刷業行會，對審查書籍都可插上一手。但是，法國的審查制度管理得非常鬆散，以致1750年以後，作家並不爲它煩心。這種審查制度無法與20世紀在一些國家中實施的審查制度相比。然而，從某一方面來說，它對法國的思想和文學都產生了不良的後果。它使作家感到沮喪，不能致力於具體的公衆問題，作出公開的或明快的表示。由於在法律上禁止批評教會和國家，他們就隱晦抽象地提出批評的意見。由於不許攻擊特殊的事物，他們就攻擊一般的事物。不然，他們就談論波斯人和易洛魁人①的風俗習慣，而對法國人的卻避而不談。他們的作品充滿着雙關語、巧妙的挖苦話、影射和笑話。作者一旦受到盤問，便可宣稱他們的意思並非盡人皆知的他們要說的那種意思。至於讀者，他們養成一種閱讀禁書的嗜好。這些禁書通過非法的途徑和外國書商，向來不難得到。
巴黎是這場啓蒙運動的中心。在舉行談話會的殷實人家的市內府第裏，文人才子和社會名流雲集一堂，討論文學話題。時常也會有這樣的湊巧，一個著名的哲人，也是一個有錢人，赫爾維蒂厄斯就是這樣的例子，他不僅撰寫了《論心靈》和《論人》等書，而且還舉行了盛大的茶話會，在會上討論了這些問題。不過，這種高朋滿座、集思廣益的聚會主要是在婦女主持的沙龍裏進行。她們作爲沙龍女主人而名聞於世，在後來稱之爲“文人共和國”中起了至關重要的協調作用。舉例說，德·傑斐琳夫人大約從1750年起，在長達25年期間，設宴組織了一次次藝術家和作家的交談會，有時還資助他們，介紹他們去會見高層社會或者政府中的有影響的人物。她也歡迎來訪的外國人，如來自英國的賀拉斯·沃波爾和大衛·休謨，以及後來成爲波蘭國王的年青人斯坦尼斯·波尼亞托夫斯基。由於其他婦女也舉辦這樣的沙龍，哲人和其他作家便經常有機會相聚，交流思想看法。
這兒由藝術家萊蒙尼爾繪製的德·傑斐琳夫人沙龍，曾成爲18世紀巴黎作家和藝術家一個聞名遐邇的聚會場所。此畫繪製於19世紀初，顯示的是這樣一個想象出來的情景：一位作者正在朗讀自己的作品，表現了著名的沙龍和沙龍名流所蘊含的文化聲望。(Reunion des Mesées Nationaux/Art Resourse， NY)
沙龍成了精心組織的會面場所，在這裏，許多作者向愛批評的讀者介紹他們的新作品;沙龍女主人宣讀旅行家或遠方記者的信件;令人仰慕的哲人的名望會在談笑風生的談話會中傳開。傑出的沙龍女主人對她的沙龍所涉及的思想課題和社會銜接都考慮周詳。蘇珊·尼卡的沙龍在18世紀70年代和18世紀80年代期間，每逢星期五下午舉行。爲了準備她每週的談話會，她在她的日記本上一一列出她想要討論的想法和題目。朱莉·德莫斯皮納斯在她巴黎府邸提供經常討論的機會，在這裏，她連續12年每週的每一個晚上都接見來訪客人。有位仰慕者說，“她的偉大藝術，在於她着力顯示他人的長處，她樂此不彼，勝過展示她自己。”沙龍和沙龍女主人，促進了文人共和國普世思想的發展，在這裏，天才和創造性勝過貴族名門出身。雖然1780年後，婦女失去她們的許多文化影響，但這樣的沙龍在法國大革命後還存留下來了。1795年，在大恐怖時期後，二位著名的哲人的遺孀，赫爾維蒂厄斯和孔多塞，開放或者重開她們在巴黎的沙龍，接待溫和的共和主義派的人或性情開明寬厚的人。蘇菲·孔多塞本人成了一名作家，而且是亞當·斯密著作的一名譯者，她的沙龍在拿破崙執政的歲月中，一直是溫和反對派的中心。較爲短命的是更有名氣的述曼·德·斯特爾的沙龍。她也寫作，博覽羣書，在她衆多的想法中，她對法國大革命沒有絲毫改變婦女從屬地位感到嘆息。許多19世紀的法國自由主義思想，就產生於法國大革命後的這些沙龍裏。
巴黎還在18世紀中葉出版了哲人著述中最爲嚴謹之作《百科全書》。這部書由丹尼斯·狄德羅編纂，分爲十七大卷，從1751年開始工作，到1772年完成。這是一部科學、工藝和歷史知識的大辭典，頗爲含蓄地對現存的社會和機構作了鍼砭，並概括了當時懷疑論、唯理論和科學觀的精髓。雖然這不是第一部百科全書，然而卻是第一部由一系列知名人士作撰稿人、同時又被視爲對社會進步起了推動作用的百科全書。事實上，所有的法國哲人，如伏爾泰、孟德斯鳩、盧梭、達蘭貝爾(協助編纂工作)、布豐、杜爾哥、魁奈等等，都爲此書撰稿，有時他們一起被稱爲百科全書派思想家。雖然是在巴黎編纂，但是《百科全書》流傳廣泛，讀者衆多，大革命前就賣出了大約兩萬五千套多卷本，其中半數在法國以外，因此法語成了全歐洲受教育的人的國際語言。而在法國國內，《百科全書》被各行各業、社會各界人士所閱讀。在貝桑鬆，這座大約有兩萬八千居民的城市，當地人就買了137套，其中15名是教士，53名是貴族，69名是律師、醫生、商人、政府官員或者人們稱之爲第三等級的市民。這些爲百科全書派學者所批評的特權羣體，即教士和貴族，看書或者起碼買書的人數遠遠超出他們在總人口中的比例。
認爲自己是哲人或與哲人意氣相投的男男女女，遍佈歐洲各地。弗里德里希大帝是一個傑出的哲人，他不僅是伏爾泰的朋友，是款待波茨坦文學界和科學界人士的東道主，他自己還撰寫警句、諷刺作品、論文、歷史，以及軍事科學著作。他天生機智，利嘴利舌，對因循守舊和浮誇的習氣不無幾分戲弄。俄國女皇葉卡捷琳娜也是個哲人，理由大體相同。奧地利的瑪麗亞·特蕾西亞倒不是個哲人，因爲她宗教思想太濃，對一般的思想又很少關心。但是，她的兒子約瑟夫卻證明是一個實實在在的、坐上王位的哲人，這將在下文闡述。英國沃伯頓主教被他的朋友視爲哲人，他認爲，他那時代的英國國教，作爲一個社會機構來說，恰恰是純理性所要創造的。蘇格蘭懷疑論哲學家大衛·休謨可算是個哲人，愛德華·吉本也算是個哲人，因爲他的名著《羅馬帝國衰亡史》尖銳抨擊基督教，使虔誠的教徒大爲震驚。塞繆爾·約翰生博士可不是哲人，雖然他因完成了一項18世紀典型工程——編纂了一部嶄新的英語詞典——而聲名鵲起，卻爲超自然的事物憂心忡忡，篤信國教，貶低自命不凡的作家，竟然斷言伏爾泰和盧梭是壞人，應發配到“殖民地”去墾荒。此外，還有意大利和德國的哲人，如馬奎斯·蒂·貝卡里亞，他竭力要使刑法變得合乎人道;又如巴倫·格林，他從巴黎給他的許多訂戶發送文學新聞信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