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8月下旬，蘇蒙聯軍某部從內蒙南下，進入河北境內，經古北口東進。8月31日，由綏中開抵山海關。
山海關依山傍海，氣勢雄偉，西北部是峯巒起伏的燕山山脈，南部是波濤洶涌的勃海；它既是長城的起點，也是華北通向東北的大門，古代有“京都鑰匙”之稱。
當天上午11左右，蘇蒙聯軍在山海關城外先以機槍和坦克炮進行試探性射擊。由於日軍宣佈投降已半月，駐守該地的日軍的一個特別警備隊沒有進行還擊。
當蘇蒙聯軍停止射擊後，日軍即派一名軍使，騎馬馳出城外，與蘇蒙聯軍交涉，以山海關不屬蘇軍接收範圍爲理由，要求對方撤離，但被拒絕。
此後，日軍數次派軍使交涉，均未有進展。蘇蒙聯軍要求駐山海關日軍解除武裝，否則便採取軍事行動，強行進入城內。日軍爲避免戰鬥，準備向秦皇島撤退。
蘇蒙聯軍開抵古北口、石匣鎮等地的消息於一周前已傳到山海關。當地千餘名日僑開始很是驚慌，東北與內蒙等地日僑的遭遇早已在日文報紙上登出。他們深恐自己也遭受同樣的命運。但是後來聽說經日軍交涉，古北口方向的日軍已經撤退，日僑們心情又漸漸安定下來，以爲可以免受撤退之苦。
不料數日後，蘇軍即兵臨城下。驚天動地的炮聲，使懷着僥倖心理的日僑變得恐懼萬分。
蘇蒙聯軍的試探性射擊停止後，一些大膽的日僑便跑出家門，到日軍特別警備隊司令部與日本領事館詢問避難措施。
警備隊司令爲避免日僑受到傷害，勸日僑們隨軍撤退。但日本領事館領事藤本久一郎則提出相反意見，他認爲，停戰已經半月，領事館通過外交交涉，可以充分保護僑民安全。他的建議迎合了一些捨不得拋棄財產撤退的日僑僥倖偷安的心理。
時間緊迫，不容拖延，日軍採納了藤本的建議，留下日僑，於午後1時許離開山海關，向秦皇島方向撤退。
不料，災難緊接着便降臨到山海關日僑的頭上。
日軍撤離山海關時，全城日僑紛紛涌上街頭，含淚爲軍隊送行。隨後，他們按照藤本領事的指示，暫到領事館集中，待與蘇蒙聯軍交涉，得到可靠答覆後，再疏散回家。
下午3時左右，蘇蒙聯軍開進城內，一面佔領空無一人的日軍警備司令部，一面派兵包圍了領事館。
這時，藤本領事頗爲自信地走出領事館，要求見蘇蒙聯軍的指揮官，交涉保護僑民事宜。但當他隨兩名士兵走進蘇軍指揮部時，即被監禁起來。
藤本領事指示日僑集中於領事館內，以使其受到保護的措施，正好爲蘇蒙聯軍提供了將日僑“一網打盡”的方便。藤本被監禁後，蘇蒙聯軍立即衝入領事館，將集中於內的男日僑全部押出，監禁於火車站附近，準備先運往滿洲集中，伺後運往西伯利亞。剩下數百名女日僑，則關押在一棟平房內，聽候發落。
日僑們指望在領事館保護下平安過關的幻想至此破滅。被關押的男女日僑開始埋怨、哭泣，但均悔之已晚。
夜幕降臨之後，數百名男日僑被蘇蒙聯軍從關押處趕出來，編好隊形，送往火車站，在那裏等候北上的火車。
在燈光昏暗的月臺上，幾名日僑翻過柵欄逃走，被蘇軍發現。蘇軍士兵當即用俄語叫喊，要他們站住。逃走的日僑以爲蘇軍也許不會開槍，繼續奔跑。但轉瞬間，月臺上便響起了槍聲。幾名日僑當即中彈倒下。一名未被打中的日僑趕緊臥倒，等待蘇軍士兵趕上來，重做俘虜。但月臺上的幾個蘇軍士兵只是朝他們胡亂射擊了一通，並未追趕。他待蘇軍停止射擊後，爬到一名中彈倒下的日僑身邊，見那人已經死去。
這時，恰好有一列北上的火車進站，月臺上的日僑被蘇軍趕進車廂後，火車發出一聲長長的嘆息，開走了。
那個倖免於難的日僑趁火車到站，月臺上出現混亂之際，悄悄消失在黑暗之中。
蘇軍進山海關後如此虐待日本少女?
火車站方向的槍聲使被關押在領事館內的女日僑十分恐怖。這些婦女起先以爲是日軍回師攻打山海關，不禁暗自慶幸，有的人竟歡呼起來。但槍聲很快就停了下來，分明不是發生了戰鬥，而是發生了令她們揪心的可怕之事。於是母親擔心兒子，妻子擔心丈夫，女兒擔心父親--她們都暗自禱告，在那陣槍聲中倒下的不是自己的親人。
突然，門開了，幾個被酒燒紅了面孔的蘇軍士兵闖進來，燃燒着慾火的目光在女日僑臉上掃來掃去。
年齡大一些的女日僑，已預感到將要發生什麼事，幾位母親把女兒擋在身後，以爲這樣就可以保護她們的安全。女日僑們在蘇軍士兵的灰藍色目光下，恐懼地緊簇擁在一起。
幾個蘇軍士兵掃視了一番之後，衝進人羣，將幾個豐滿漂亮的日本少女往外拖。這些少女恐怖地驚叫着，她們的母親抱着士兵的胳膊苦苦地哀求。士兵們甩開母親，用俄語喊着威嚇的話，將幾個少女先後拖出人叢。這些少女一面掙扎，一面尖叫：“媽媽，媽媽……”
但她們的媽媽此刻已無力保護自己的女兒。
一個倔強的少女在拖她的士兵胳膊上咬了一口。這個士兵大叫了一聲，一個耳光將少女打倒在地。少女的母親立刻撲上去保護女兒。那個士兵甩了甩被咬痛的手，嘻笑着拖開母親，扭住少女的雙臂，將她向門口拖去。
突然，一個20來歲的姑娘從人羣中衝出來，擋在門口。幾個扭住少女的士兵同時驚訝地站住了。他們不明白這位姑娘要幹什麼。
爲首的姑娘叫西野良子，是日本隨軍慰安婦。跟她站在一起的是和她同命相連的姊妹。在自己的同胞眼看就要遭到棄國軍人強jian時，她們挺身而出，想以自己飽受蹂躪的身體替那些少女受難。
西野良子用日語喊道：
“你們放開這些姑娘，我們跟你們去。”
蘇軍士兵聽不懂她的話，但從她的表情和手勢明白了她的意思。爲首的士兵走過來，托起她的臉看了看，又捏了捏她的胸脯，笑着向其他士兵說了句什麼，那幾個士兵便放開了各自的“獵物”。
西野良子是1942年被日軍送到中國來的。三年來，她無法記清自己已慰安了多少日軍官兵。她只記得自己在一天中曾被一百多個日軍士兵輪姦。她見自己也能救同胞姊妹於危難之中，臉上不禁露出一絲悽慘的微笑。她和另外4個姐妹向擠在一處的婦女們點了點頭，隨士兵出門而去。
西野良子等5位姑娘被幾名士兵帶到僻靜處姦污後，又被送到軍營，在那裏分別遭到數名蘇蒙聯軍士兵的輪姦。午夜過後，她們才被押回領事館。
西野良子回到關押女日僑的平房後，見好些年輕姑娘已不知去向，一些年長的婦女在哭泣，另一些中年婦女也嘆息不已。一問，才知她們的自我犧牲並未能使同胞姐妹免受侮辱。30歲以下的婦女幾乎無一倖免，均被蘇蒙聯軍士兵押出去姦淫過。而一些20歲左右的少女，一直未被送回。
西野良子等5位慰安婦聽罷，不禁失聲痛哭。
第二天，藤本久一郎被蘇蒙聯軍放回領事館。當他得知一千多名男女日僑的遭遇後，深感難辭其咎，在他的辦公室裏用短刀割斷喉管自殺。
那些被蘇蒙聯軍軍官扣在身邊專供自己淫樂的少女，直到軍隊撤離山海關時才被放出。
據有關資料記載，類似事件，不僅在山海關一地發生。
二戰時期爲何日本需要軍妓?
日本“軍妓”的悲慘生活
日本的“家”的制度下，認爲兒女是家長的個人財產，家長有權力決定子女的終身，無論是買賣還是典押。日本在模仿中國的法律制訂律令的時候，就把中國法律中的“十惡”中禁止近親買賣的“不睦”除去了，把原本的“十惡”改成了“八虐”。
日本這樣做的原因就是因爲當時日本買賣兒童和近親結婚的情況十分普遍。很多窮人由於生活所迫，都會把孩子賣掉，特別是江戶時期，人口買賣的情況更是十分盛行，有些日本家庭由於交不起年貢，就拿子女當作抵押。
日本販賣兒女主要的對象還是女兒，在日本的封建社會後期，娼妓的情況十分嚴重。很多女孩被賣掉之後都會成爲娼妓，而家庭基本就要依靠這些女孩維持。《日本女性史·近世》中記載顯示，普通的農村女孩賣給妓院只能換到十三兩錢。即便如此，被賣掉的女孩也毫無怨言。
因爲她們接受到的教育就是爲了家的利益，爲了孝敬父母，犧牲自己的幸福是應該的，所以日本的女孩子爲了家庭而被賣掉，不僅沒有人鄙視，甚至還會受到人們的稱讚。日本有一個賣身奉養母親和弟弟的女子，還因爲“孝心奇特”而受到了日本官方的表彰。
日本人認爲武士爲領主、大名家服務是奉公，僕人爲主人服務是奉公，而女人出賣肉體同樣也是奉公。明治時期，明治維新之元勳伊藤博文在回答英國《每日新聞》記者提問的時候說，“我不希望廢除遊廓”，這裏的遊廓也就是妓院。他的理由是，站在道德角度來說，做妓女是高尚的，因爲她們是爲了盡孝道纔去出賣身體的。
當時的日本，表面上似乎看不到買賣少女的行爲，其實這種事情還是普遍存在的。雖然日本人表面上說是“出賃”，但這個事情的性質依然是買賣，而且很多父母也願意爲了幾百元而賣掉女兒。
他們和買賣少女的經紀人談妥之後，經紀人會付給父親一筆錢，然後把女兒留下。女兒之後需要做的就是靠出賣身體賺回自己的自由。每次和客人做愛之後，女兒都能拿到一些小費，用這些錢就可以逐漸還清這筆債務。不過一般都需要幾年的時間，除非遇到有錢人，願意付出一大筆錢把少女從妓院買回家。這對於日本的賣淫女來說，是一個美麗的夢。
雖然也有一些日本人對以上的現象頗有微詞，甚至有些人還提議取締它，但是絕大多數人都表示無所謂。那些喜歡光顧妓院的人更是不同意取消，甚至一些地方官員還建議應該讓妓院更加繁榮，以此帶動消費的動力，增加國庫的收入。
德川幕府制訂的“遊廓政策”，導致當時的日本人大約有三成左右患上了梅毒，而日本人的風俗習慣和國民性格，也因此受到了很大的影響。到了明治時代，妓院的繁盛情況不僅沒有減弱，甚至還藉助“中日甲午戰爭”而更加興旺。歷史記載顯示，在1894年發生“中日甲午戰爭”之時，日本的軍人在一年之內就在人口只有10萬的出兵港口廣島，留下了2000多個私生子。
明治後期，日本在日俄戰爭中取得了勝利，嫖娼的情況也因此更加嚴重。有人在當時做了一項調查，在吉原遊廓的門前利用一個小時的時間，統計一下進入遊廓的嫖客人數。在晚上八點到九點，一共有1900人出入。其中1 4 歲以下的大約有50人左右，1 4-1 7 歲左右的大約是170人左右，1 7-2 4 歲的大約500人。當時的年輕人後來回憶嫖妓的經歷時說：“那時逛妓院就像上廁所”。
明治時期色情業繁盛的原因，就和江戶時代德川家康提倡的“遊廓政策”一樣，當時的明治政府對遊廓表示出了相當的支持和保護。當時的伊藤博文因一句“不希望廢除遊廓”，被日本人男人視爲“唯一的英雄”，而他本人也是公認的“色男”。據說平時和他交往的女性基本上都是藝妓，甚至他的妻子梅子也是藝妓出身。伊藤博文認爲人生最大的樂趣就是“醉臥美人膝，醒握天下權”。
明治時期之後的大正時期，在色情方面也是有過之而無不及。雖然大正時期沒有多久，但是這一時期卻將嫖娼業發展到了極致。明治後期，嫖娼主要以公娼經營爲主，而到了大正時期，各種各樣的藝伎館和私娼館相繼出現，數量比公娼多出了兩倍還多。
昭和時期，由於日本東北地區的饑荒和“太平洋戰爭”，更令日本的色情業出現了驚人的突破。賣女兒的情況在此時最爲嚴重，“慰安婦”制度也在此時出現。
由日本長久以來的娼妓歷史中，就可以發現色情的繁盛和衰敗和日本社會的經濟、政治是緊密相關的，同時也和日本女性在歷史上的地位有着一定的關係。日本男人爲了主人犧牲自己，而日本女人則爲了男人奉獻身體。漸漸的，男人爲了國家犧牲，女人爲了戰士獻身，都成爲了十分正常的事情。這也爲日本妓女爲了國家經濟海外賣淫，爲了鼓舞軍人的鬥志而做慰安婦奠定了基礎。
明治時期，明治政府推出了“殖產興業”政策，主張優先發展工業。這個政策導致大量農民破產，農民的生活也因此陷入了困境。明治中期，政府針對日本經濟實力不強、資本積累不夠、在國際上影響甚微的情況，提出了“富國強兵”的目標。爲了實現這個目標，日本人再一次發揚了他們的傳統，從女性身上下手。
日本女性覺得既然爲了家庭可以賣身，那麼爲了國家賣身又何嘗不可呢?於是甘願成爲日本政府振興國家經濟的工具。一批又一批被稱爲“黃色娘子軍”的日本婦女，離開了自己的故鄉和親人，來到了海外。
據1911年統計顯示，日本到海外賣淫的婦女數量超過了2萬人。這些日本妓女被人們稱爲“南洋姐”。
“南洋姐”這個稱呼，如果使用中國漢字寫的話就是“唐國行”。“唐國行”指的是從幕府末年，經過明治時期一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後的大正中期，那些遠離家鄉到外國賣身的日本妓女。當時，在西伯利亞、中國內地，東南亞各國，甚至印度、非洲都能看到日本妓女的身影。這些日本妓女的籍貫以九州的天草島、島原半島最多。
雖然當時中國各地都有日本妓女出現，不過上海、香港、關東地區、南洋地區則是這些妓女的主要集中地。明治十九年時的中國上海，日本人在此定居的人數大約是700人左右，而這裏的設施有一半以上都是娼妓館，其餘的就是郵船支店、三井物產支店、樂善堂藥店和幾家雜貨鋪。香港的情況也是有過之而無不及。
1903年，俄國在中國關東地區的租借地旅順做了一項調查，在這個地區的日本妓女一共有201人，當時是日俄戰爭爆發之前，而到日俄戰爭結束之後，根據統計顯示，關東的日本妓女迅速增加到了1403人，佔到當時日本人人總數的一半還多。估計當時在滿洲各地的5000多個日本人中，有70%都是妓女。
另外，從上世紀初年以來，妓女就開始聚集到南洋地區，當時由於橡膠和錫礦的開採，南洋地區經濟十分繁榮。日本的妓女到來之後，憑藉她們的溫柔和美麗很快就成爲好色男人們的寵兒。
日本妓女爲了國家甘心出賣自己的身體。日本的山崎朋子針對“南洋姐”的悲慘歷史，創作了一篇紀實作品《望鄉》。之後這部作品還被改編成爲了同名電影，影片把妓女的海外生活表現的淋漓盡致，而影片中的主角阿崎婆，成了日本海外賣春女的代名詞。
《望鄉》的主角阿崎婆的命運十分悲慘，在日本的妓女中，有很多人的命運甚至比阿崎婆還要悽楚、悲涼。《望鄉》的作者山崎朋子在作品中引用了有關海外妓女的文獻資料，這些資料展示了更多日本妓女坎坷、悲慘的命運。
有一個1 8 歲的少女八木品美，她的父親是一名海軍軍人，在父親病死3年之後，她的母親包辦了八木品美的婚姻，而八木品美因爲不想結婚而離家出走到了神戶。到神戶之後，她遇到一個男人說要介紹一份好工作給她，於是八木品美就隨着這個男人上了去香港的船，最後淪爲了妓女。
也有些性格剛烈的女孩寧死不從。例如山口縣吉敷郡平川村有一對姐妹，姐姐1 9 歲，妹妹1 7 歲，她們一上岸之後就被命令接客，姐妹二人無法忍受這種生活，她們決定自殺。一天早上，她們趁着其他人還在睡覺的時候，光着腳跑了出來，尋找自殺的地方。當她們來到海邊的大棧橋準備投海自盡時，被人發現。
在加藤久勝創作的《船長日記》和《海員夜話》中，記錄了很多開往中國的日本輪船上的事情。
人販子在船上的時候，一般都會把女孩藏在船底的煤堆裏。這裏無論是白天黑夜都是一片漆黑。而且船越往南走裏面的溫度越高，就好像蒸爐一樣。明治末期，有人把十幾個女孩藏在運煤船裏，由於人販子受到了船上其他人的懷疑，所以不能給女孩送水和食物，這些女孩只能忍飢挨餓。
幾天之後，由於船室缺水，終於有人打開了煤艙的門，發現了裏面滿臉煤灰和血的姑娘。另外還發現了幾個女孩的屍體，她們都咬住水管，滿嘴鮮血。在一旁還有兩個男人的屍體，身上都是抓傷和咬傷。
除了煤船上發生過這樣的慘案，在藏水的水槽中也發生過類似的事情。有幾個女孩被人販子偷偷的送出境，他們把女孩藏到了空水槽中。可是，不知道爲什麼，水流進了空水槽裏。女孩們嚇壞了，不斷的喊叫，但是沒有人聽見。水一點一點的漫過了她們的身體，幾天之後，船員發現從水管接出來的水有頭髮和白泡，而且還散發着一股臭味。於是，船員去水槽查看，發現由於南方氣溫高，水槽裏的屍體已經高度腐爛了。
其實這些不幸死去的女孩遠比當妓女的要幸運，那些做了妓女的女孩，在外國沒有任何生活保障，老闆對她們隨意打罵。如果不幸得了性病，也不會有人給她們治，只能默默的等死，直到病情惡化，全身潰爛，含恨死在異鄉。
在西伯利亞一帶的海外日本人，往日本匯款大約數百萬元，而在這些錢中，至少有63萬都是來自海外妓女。在日本原始的積累中，充滿了妓女的艱辛和痛苦。她們不僅爲了家庭和國家，犧牲自己的自由、幸福和青春。
在《福岡日日新聞》上登出的文章《女人國》中寫道：“從島原的小濱署管轄內的4個村子遠渡海外的女性，去年向家鄉的父兄匯款達1萬2千多元。全島原的30個村子，合計突破30萬元。”
日本着名的人販子村岡伊平治在他創作的《村岡伊平治自傳》中，談到了他在明治中期至昭和十年在新加坡、馬尼拉等地開設妓院的經歷。他說：“她們每月寫信並送錢回家，父母放心，鄰居有好評。村長聽說，來要所得稅。不僅夫家，孃家也富裕起來。不僅這樣，在南洋的土地田舍，凡是建起女郎屋的，必隨之建起雜貨店。從日本叫來店員，店員獨立開業，成立公司的駐外辦事機構。女郎屋的丈夫不願被叫做姘夫而經營商店，一年左右土地開發者就迅速增多。隨之，日本的船隻到來，那塊地方繁榮起來了。”日本在明治時期和大正時期是資金最缺乏的時候，當時日本妓女的賣身錢，對富國強兵政策產生了很大的作用和影響。
“慰安婦”的源頭可以追溯到日俄戰爭之後，“慰安婦”的作用就是爲了滿足日本軍人的獸慾，以便提高軍人的戰鬥能力。
1904年12月，日本軍人在安東地區建設新市街，1905年這條街上的飲食店，組織開設了專爲日本軍人提供性服務的妓院“醉雷亭”。雖然“醉雷亭”不是軍隊經營的，不過這明顯是對軍隊表示支持，也是後來“慰安所”的雛形。
在戰爭開始之後，日本軍隊每到一處便會首先建立兵營以及慰安所。所謂“慰安所”，一般就是用草蓆圍成一個小屋，然後在地上鋪一塊褥子而已。每當“慰安”的時候，在“慰安所”的門口都會排着長長的隊伍。日本的士兵爲了節省時間都會先把衣服脫掉，由於慰安婦的數量有限，所以軍隊需要輪換。一個慰安婦在3個小時裏，大概需要接待78名日本軍人。
遭到日軍官兵野獸般蹂躪的慰安婦，情況十分悲慘。在被稱爲“色性地獄”的慰安所裏，很多慰安婦在躺下之後，就再也沒有站起來。有的被虐殺致死，有的不堪蹂躪自殺身亡。如果稍有不從或是反抗，日軍輕則施以飢餓，重則用軍刀割她們的乳房、剁她們的手腳，甚至讓狼狗把她們一片片撕爛以警告其他人。
雖然“慰安婦”在日本侵略軍中一直存在，但是一直到1963年，日本每日新聞社的記者千田夏光纔在偶然間發現了一張以1938年徐州會戰作爲背景的照片。在這張照片上，穿着冬裝的日軍隊伍裏卻有兩個穿着和式服裝的年輕女人。日本軍法是不允許女人隨軍的，那麼這兩個女人是誰?於是千田夏光開始了相關調查，在經歷了5年的調查之後，終於把“慰安婦”公諸於世。他着寫的《從軍慰安婦》一書出版之後，轟動了全世界。
“慰安婦”的問題從此開始受到了人們的關注，人們逐漸瞭解了慰安婦的種種悲慘遭遇。日本“從軍慰安婦”是日本妓女之中命運最悽慘的一種妓女。在日本慰安婦中，雖然也有一些風塵女子，不過最多的還是因爲家裏貧窮而欠債的農村女孩。日本政府對這些家庭做出了允諾，只要把身體當作交換條件去戰場做慰安婦，就可以把欠債一筆勾銷。
在運送慰安婦去海外的時候，她們的代名詞是“軍用品”。她們就和真正的軍用品一樣，一旦到了戰場，就不再有人在乎她們的死活。一般在2000-3000人的日軍部隊中，只配備五六個慰安婦，這些女人要給大多3000個男人提供性服務。常常因爲連續接客數量太多，使很多慰安婦大小便失禁，甚至一些慰安婦剛剛生過孩子，也要繼續爲軍人提供性服務。
慰安婦女們忍受的折磨是常人無法想象的，她們是戰爭中最悲慘的犧牲者。日本法西斯在侵略戰爭中，創造了歷史上數量最龐大的“戰地妓女團”。這些“慰安婦”基本都會被疾病、飢餓、屠殺、自殺奪去生命，即便生存下來的人，也終身生活在痛苦的回憶中。
美國國務院在2004年6月14日，發表了2004年度《全球販賣人口問題報告》，其中指出了日本國內存在嚴重性奴隸問題，這是美國首次就這個問題對日本進行抨擊。日本每年的色情業收入大約是900億美元。日本每年性行業的交易額，已經佔了日本當年國民生產總值的1%，這和日本每年的國防預算不相上下。
面對日本龐大的色情業市場，再次證明了日本國民對色情行業的支持態度，這也是造成日本性奴隸嚴重的根本原因。日本國會議員表示，造成日本色情業如此猖獗的原因，就是因爲日本社會是男性支配的社會，男女之間的不平等社會結構使日本社會對色情業的存在並不在乎。
由於國際社會上的壓力，日本的色情業曾經進行了多次改革，不過卻是越改越繁盛。日本在明治維新時期是妓女輸出最多的國家。日本政府也十分清楚妓女是不符合“文明開化”精神的，但是日本爲了國家的利益，一直持支持色情業的態度，直到祕魯船“瑪麗盧斯號”事件發生之後，才發生了變化。
明治政府在1872年10月2日，公佈了“娼妓解放令”，又稱“牛馬解放令”。娼妓、藝伎等僕役按照法律規定得到了解放。不過，這次的解放是由於外界施加壓力造成的，並不是日本自願的，所以雖然娼妓得到了解放，卻只是表面現象，背地裏依然如故。娼妓和色情業主的關係，不過是由過去一次性契約的形式，改成了定期租賃的形式，人權依然沒有得到保障。色情業的發展不僅沒有受到阻礙，反而更加順利。
1880年，第二次萬國廢娼聯合大會向日本政府遞送了廢止公娼制度的公告，並邀請日本政府派代表參加大會，日本政府置之不理。大正時期，有人再次提交了廢娼議案，又遭到了否決，理由是“收入較少的獨身男性需要政府公認的賣春地帶”。另外，日本帝國的國土擴張也需要妓女來安慰士兵。
1946年，在美國佔領軍最高司令官道格拉斯·麥克阿瑟的敦促下，日本警視廳發佈了“關於廢止公娼制度的文件”。日本人的狡詐在文件中顯露了出來，文件稱：“不承認賣淫爲合法的工作，但有一個例外，不禁止個人爲了生計而自發的賣淫活動”。這看起來像是取締了賣淫活動，其實只是私娼取代了公娼。
日本權威辭典《廣辭苑》中，對“公娼”的解釋是“得到了公家承認的合法娼妓”，而“私娼”的解釋則是“沒有得到公認而營業的娼妓”。那麼按照這個解釋理解的話，這個文件的意思就是“曾經是合法的公娼賣淫現在不合法了”，而“曾經不被承認的私娼賣淫現在合法了”。
1985年，日本的色情業又進行了一次改革。日本政府這一次發表了“賣淫防止法”，這個法律針對的只是賣家，處罰的對象主要是“助長賣淫的行爲”。意思很明顯，想要繼續賣淫就必須改變形式。
日本的色情業給日本政府帶來了巨大的經濟效益，而“黃色娘子軍”爲日本的原始積累、經濟輸出、軍事侵略作出的“傑出”的、慘烈的奉獻更是不可忽視。擁有悠久歷史的日本色情文化，還深深影響着日本人民的“性觀念”和價值取向。
荷蘭學者伊思·布魯瑪在《日本文化中的性角色》一書中把日本稱爲“無罪性娛樂天堂”，妓女在人類的歷史上，從來沒有像日本的妓女那樣，對一個民族文化造成了如此巨大的影響。日本的作家野阪昭如在《色情者》小說中，稱妓女在日本文化環境中對男性具有“母親”的象徵主義。
在日本，不論是平民還是政府，都對色情文化十分寬容，而現代日本的性犯罪、性奴隸等等問題，正是因此纔不斷出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