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年對於一個人來說，不是可以輕視的時光。把人放置在一個亂世中觀察，會發現差異如此鮮明，人格人性的優點和弱點，全都暴露出來了，此時觀察一個人，更趨於真實和自然。
在陸鍵東的《陳寅恪的最後20年》裏，從1949年到1969年，陳寅恪都在做什麼？作爲一位由舊時期而來的學者，精神生活十分簡單:繼續自己的學術研究，給學生上課，並無太多要求，未必如今日學者之複雜。他們需要充裕的時間、平靜的生存環境，尤其像陳寅恪這樣的學者，他的研究方向是過去的歷史。到了晚年，他更爲專一，也更寂寞，同時脾性情性也更孤高獨立，難以轉捩。如他所述：“自從作王國維紀念碑文時，即持學術自由之宗旨，歷二十餘年而不變。”這些宗旨一定，餘下均不足道。
此後，就是經歷無止息的運動磨難。陳寅恪這樣的人，極力想遠離政治，但政治會找上門來。有個詞在當時無處不見，那就是“大批判”，連初涉學海的大學生也捲入對陳寅恪的批判潮流中。一以貫之的寧折不彎，註定了他必須承重更深重的煎熬。他倚仗什麼來這麼堅持？是自己過人的聲名、學問，還是生活信念、準則。有一個細節：當郭沫若拜訪陳寅恪時，陳寅恪居然提出一個我們難以想象的問題——寫“錢柳因緣”沒有稿紙，希望郭給予解決。一個是郭沫若，一個是陳寅恪，他們的交談竟涉及區區的稿紙。可以推斷當時的研究環境，及困難時期經濟崩潰的程度。在精神和經濟的雙重危機之下，這個時段的人們，處在嚴冬之中。
《陳寅恪的最後20年》也有一些亮色片段，使我們閱讀之後略感溫暖。一次是陳寅恪與廣州京劇團的新谷鶯等6個演員的交往。這些風姿綽約的演員圍在老人身邊，每人說上幾句，陳寅恪就能猜出各自飾演的角色。陳寅恪也心情舒暢，說到傳統戲的史實時，告訴她們在書架上哪一本的哪一頁，一翻，果然不錯，引起大家的驚奇和歡笑。演員們還清唱了各自拿手的一段唱腔，婉轉瀏亮。1959年這個春日的下午“比他在某些悲慘的歲月裏感受到的歡樂總和還要多”。1961年夏天，吳宓來訪。兩位老人在經歷上有些許不似，在精神上又有太多相似，其中就包括始終不渝地摯愛傳統文化，執着自己的精神走向。而今二人已老，時日無多，“暮年一晤非容易，應作生離死別看”。渴望傾談、能夠傾談、必須傾談，5天時間，71歲的陳寅恪和67歲的吳宓，在屋外的大雨滂沱聲中，在傾談中相互溫暖。
寫一個人，是爲了與其他許多人相比。寫陳寅恪，也就把和他關係親疏的人都牽扯了進來，每個人都形神不同。作者寫了康生，他興沖沖地拜訪陳寅恪，卻碰了一鼻子灰，被告知養病，不見。對於這樣一個權貴，其心裏感受可想而知，後來導致陳寅恪出版《論再生緣》的路子被堵死。作者又寫了金應熙，他是陳寅恪的學生，是少數能夠聆聽陳寅恪閒聊的人。有時聊到家族背景，包括一些不輕易爲外人道的隱祕之事，金應熙卻利用這些內容給陳寅恪以痛擊——是那個風急浪高的時代背景，令才華橫溢的金應熙人性弱點膨脹、惡化。作者還寫了陳寅恪的助手黃萱，大家閨秀的黃萱完全可以過上超乎常人的舒適生活，卻甘於承擔這份艱深的工作。陳寅恪讓女兒們稱黃萱爲“周伯母”，以示黃與自己同一輩份，這使黃萱數十年地感激陳寅恪給予自己的這一份尊敬。
20年過去了，陳寅恪終成絕唱。現在我們談陳寅恪，更多地傾慕於他開闊的眼界、過人的記性、能運用十數種語言文字研究的能力。而陳寅恪的另一方面正在被人遺忘，那就是他一貫堅守的思想信念：“不降志，不辱身”——在我看來，此書的主旨，就濃縮在這6個字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