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一個北風呼嘯的早上，一隊青年工人肩扛鐵錘鋼釺，從四川省大邑縣安仁公社鋼鐵廠開出，直奔金井村一片叫作“三埂四樑”的開闊地，向坐落在這裏的一座豪華巨大的墳塋發起“總攻”。到了第三天，在震耳欲聾的爆竹聲和歡呼聲中，“建昌花板”特製的館材終於從橢圓形墓穴裏露出了“真容”。只見它寬大堅固，雖已入土十年，仍光亮如新。掀開棺蓋，但見死者仰天而臥，壽衣非常結實，用刀子戳都很難戳開，棺材中塞了許多蠶絲絨，這時被一把火燒了個精光。熊熊火焰使激動的人羣更加無法自持，他們一擁而上，把棺材主人從墓穴中拋出來，拋到雜草叢生的河灘上。守墓人劉清山出身貧農，但他無法理解毀墓掘屍這一革命行動，跑前跑後地勸說阻止激動的人羣，四天後，又氣又急的劉清山老人便死在了墓旁。
被從墓穴拋出來的是四川大邑縣大地主劉文彩。屍首被拋出後，在風雨中一天天腐爛，只剩得幾根白骨。據說白骨被人用衣服包了，悄悄掩埋在至今未披露的一個神祕的地方。騰出來的上好棺材，被用來安葬守墓人劉清山;繡花鞋和鞋尖上的寶珠不翼而飛，一直蹤影皆無。
劉文彩被塑造成爲那個時代的政治恐龍。劉文彩地主莊園陳列館門牌由時任外交部部長的陳毅元帥題寫，1959年春節開門迎客，設十九個展室，展出內容分爲三大板塊，一是奢侈生活，二是官僚、惡霸、軍閥、土匪、封建會門五位一體的社會關係，最後是殘酷剝削壓迫勞動人民的工具、刑具，陳列了大斗小鬥、佃戶名冊、賬本、鐵鏈、鐵枷、腳鐐手銬、手槍、手棍刀加快槍、鋼絲鞭、青槓扁擔、血衣等。據館方稱，這次展出效果很好，一般觀衆懷着憤恨沉痛的心情，在參觀時罵不絕口，“有些老大娘看過劉文彩的刑具、水牢後，在出口處泣不成聲地哭訴、痛罵”。
面對塵封許久的真實，我們是否要懷疑歷史學家們的良心和責任了?這麼久了，歷史學家們爲什麼選擇了沉默?我們這些60年代上學的人對劉文彩的“黑暗”印象幾乎根深蒂固，那麼劉文彩到底是怎樣的“地主”呢?
“劉文彩的家中從來就沒有設什麼‘水牢’、‘地牢’、‘行刑室’，那些都是極左年代基於當時某種政治需要，被刻意誇張和虛構出來的。當年經常憶苦思甜的冷媽媽說了太多不應該說的話。”“水牢”原本是存放鴉片的倉庫，而“刑具室”、“行刑室”只不過是劉家擺放瓷器和年貨的儲存間。我們原來關於劉文彩的許多恐怖性的記憶和聯想，都是基於當時某種政治需要而被刻意誇張和虛構出來的。
“四川大邑縣(劉文彩家鄉)的不少農民回憶說，劉待人厚道，常對鄰里鄉親扶危濟困，特別是到晚年，他個人出資2.5億元(摺合當時200多萬美元)興辦了當時全四川師資設備最好的文彩中學，並刻碑明示:“學校成立之日，劉家不再對校產擁有所有權和使用權。”我的確看到了一個真實的劉文彩，劉文彩的鄉親沒有必要也不會編些瞎話吧。
2003年10月26日，成都大邑安仁鎮豬市壩的低矮民居里，四川大地主劉文彩的第五房姨太太92歲的王玉清撒手人寰。在王玉清去世的前半年，記者對她的一次跟蹤採訪中，她的張姓保姆這樣告訴記者;“她每天早晚都要燒兩柱香。”記者至今清晰記得，當時王玉清接話說;“我想‘老頭子’!我是在給‘老頭子’燒香。”一個古稀女性說到此時，眼中流露出的竟是絲絲柔情和些許羞澀!
劉文彩病死半個多世紀後的今天，他的五姨太王玉清仍如此刻骨銘心地思念祈福着他，仍念念不忘和他一起走過的日子，這於王玉清這樣一個普通中國女性而言是喜，亦或是悲?怪不得有研究者在王玉清死後這樣評價她，“她生前是中國大陸僅存的最後一個五姨太了。”“蓋棺定論，她已經成爲永遠的五姨太，悲劇式的女人。”
1911年，王玉清出生在大邑蔡場萬延村一戶農民家庭。王玉清父親製作的谷花糖香脆、甘甜、化渣。王家人勤於勞作，省吃減用，日子也算富足。王玉清自幼聰慧，讀過兩年私塾，還學得一手閨中“紅線”，頗討大人喜歡。長期以來，盛傳一種說法是，王玉清是在砍材時被路經的劉文彩看中，並“霸佔”到手的。當時的她雙目圓睜道：“我是明媒正娶的!”
1937年農曆4月24日，52歲的劉文彩的接親隊伍一路吹吹打打，直奔蔡場萬延村，用一乘青紗小轎擡走了方齡25，如花似玉的王玉清。婚後劉文彩對王玉清十分寵愛，每當劉出遠門或到鎮上“公益協進社”“辦公”時，總要叫王玉清一同前往。逢文彩中學開學或畢業典禮，“校董”劉文彩身後站着腳蹬高跟皮鞋披金掛銀的王玉清。
1949年3月，“‘老頭子’病重後，好多次躺在牀上，流着淚跟我說，‘我死後，最放心不下的就是你了!’每次他說完這話，我們都抱在一起，眼淚跟到流。”劉曾到成都文廟后街診治、調養。當年9月的一天63歲的劉文彩病死成都。六十年代，“四清”開始後，王玉清作被安置在一簡陋的“知青房”裏，“文革”中遭批鬥。
1958年建的四川大邑地主莊園陳列館泥塑《收租院》
十一屆三中全會後，村社便把她當作“五保戶”來看待，她享受到了“每年6斤菜油、400斤口糧、400元錢”的待遇。後來，王又向政府提出要求，希望遷居安仁鎮，以方便就醫。縣裏根據她的特殊情況，特批了她的請求。落戶安仁鎮後，王先後住過原鄉政府辦公院和後來的豬市壩原布鞋社舊址。生活費主要來自蔡場鄉政府、安仁鎮政府及劉氏莊園博物館的補助。
1999年3月一天，一個正坐在街邊曬着太陽的耄耋婦人，在另一年老婦人的攙扶下，起身向我們蹣跚走來，手裏握着一根權作柺杖的木棒。王玉清的家陰暗潮溼，廚房內一個由紅磚和石板搭起的竈臺上，放着幾隻土碗和一隻藥罐。臥房裏擺放着兩張老舊的單人牀。牀上的被褥單薄且已很舊，但收拾乾淨整齊。
王玉清生性開朗樂觀。1987年，應一日本訪華團體的請求，她出現在劉氏公館，回答了日本客人的許多提問。據說，她的回話都十分得體。當時她走近那張漂亮的“龍鳳牀”前，躬身掀開牀上的褥墊，仔細端詳，久久摩挲着。1999年3月，記者見到王玉清時，她大聲向記者道，“我這個‘寄生蟲’、‘王沾光’，全是託鄧大爺的福，沾黨和政府的光呵!”今年初，92歲的王玉在在清閒逛時，摔了一跤。王死後，安仁鎮政府給她辦理了全部後事，並把她的骨灰運回了蔡場孃家安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