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3年5月中旬的一天，一架來自北京的中國民航專機降落在香港啓德機場，“爲了我們這架專機，香港方面專門封鎖了整個跑道，我印象中那天的機場是空空蕩蕩的”，章含之回憶。她的93歲老父親章士釗在家屬及醫護人員的陪同下，坐輪椅被擡下飛機舷梯。雖然年逾九旬的章士釗對外宣稱是到香港探望第三夫人，但境外媒體毫不費力地猜出這位老人此行的真實目的只有一個——臺灣問題。
“主席在我們臨行前說，我們派一個包機過去，就是要製造轟動效應。你想，在那個年代，一架三叉戟，一大幫家人、護士、警衛，再加上93歲的老人，能不轟動嘛！”章含之說，“一個80歲的人(指毛澤東)派了一個93歲的人來，其實就是想明確地向外傳遞兩岸和解溝通的意圖。”
章士釗的香港之旅出乎許多人意外，包括章含之本人。在接受採訪中，章含之也詳細回憶了章士釗此行的前前後後。1969年，奚夫人因肺炎去世，“父親的生活變得很枯燥”，章家人希望將在香港的殷夫人接回來，但殷夫人不願回大陸定居。章士釗於是提出去
香港，理由是“孤獨”。但考慮到老父親年事已高，已在外交部工作的章含之和家人都持反對意見，主張繼續爭取殷夫人回來，去香港一事於是耽擱下來。
“後來這個事情不知怎麼被主席知道了，有一次他跟我開玩笑說，‘你們很不人道，人家要團聚你們卻阻撓’，我覺得行老(指章士釗)應該去，現在跟臺灣的聯繫也應該建立起來。”章含之回憶，“主席一發話，我們都不好再說什麼了。主席後來關照總理，一定要好好準備，我們派個專機送去，造一點聲勢！”
“我回去問父親：‘你還去得了嗎？’父親說，他一定要去，這個事情(臺灣問題)一直在我心上。”章士釗最終成行，章含之卻憂心忡忡。她後來在一篇回憶中這樣寫道：“我到香港後的心情卻是複雜的……香港五六月的氣候十分悶熱，父親住在香港鬧市區一幢樓的底層，並不太寬敞，也沒有花園可以透點新鮮空氣。特別是室內的冷氣空調，我真怕老人受不了。”
章士釗到達香港後情緒並不熱烈和興奮，反而“出奇地冷靜”，“他似乎意識到他是在履行他在人世間的最後一次偉大使命”，章含之說，到香港的第二天，他就急匆匆安排會見各方面的舊友，“殷夫人和我都勸他休息些日子，然而父親急不可待”。一週後，章含之帶女兒洪晃回北京。“我很少見他動感情，他是個極深邃的人”，但在這一次告別，章士釗卻顯得格外柔情，“他特別捨不得妞妞，臨別前再三撫摸她的手和臉，要她3個月後來接爺爺”。
回北京沒多久，6月30日夜，章含之接到電話，告之章士釗得了肺炎，得到消息的周總理立即下令組成醫療隊連夜辦簽證趕赴香港；但醫療隊還沒動身，又傳來章老先生已去世的消息。
章含之回憶，在章士釗到達香港之前，“張羣和二陳(陳立夫、陳果夫)的代表已經到了”，“你告訴總理，我已和臺灣來的人接上頭、開始工作了，工作進行很得很順利。告訴周總理我很想北京，事情辦好我就回去，叫周總理不要忘記派飛機來接我。”在章含之返回北京前，章士釗的這番囑咐也成了他最後的留言。
“我父親最後有兩個心願：一是《柳文指要》能出版；二是能幫助解決臺灣問題。他的第一個心願後來實現了，他也算爲自己的最後一個心願而死吧。”
關於章士釗爲兩岸關係斡旋的一些“祕聞”如今已相對公開，讓我們窺見在兩岸關係初期，既有硝煙又有接觸與溝通的那段特殊歷史。
終其一生，亦官亦士、亦主亦客的“無黨派人士”章士釗一生交遊甚廣，這使得他在1949年後的中國大陸成爲一個很特別的人物。
在共產黨內部，章士釗與毛澤東的交情更是一段佳話。章士釗與楊開慧的父親楊昌濟(楊懷中)是老朋友，章士釗後來告訴女兒章含之，因爲楊懷中身體不好，他把女婿毛潤之介紹給章士釗，告之“潤之有雄心壯志”，期望章若有機會能幫助毛。
1920年，籌備革命運動的毛澤東找到章士釗，希望能爲其提供捐助，毛澤東後來告訴章含之，找章士釗借錢時，自己的一隻鞋都是破的。“基於與楊懷中的友誼”，慷慨的章士釗爲毛募集了2萬銀元，這筆錢於當時的毛澤東而言，不啻天文數字——毛在北大圖書館作館員的月薪纔是8塊大洋。這筆錢一部分捐助蔡和森等人赴法留學；另一部分則被毛澤東用作創辦井岡山革命根據地。
另一方面，章士釗與許多國民黨元老，如於右任、張羣關係很好。“斡旋人”的角色，章士釗再適合不過。1956年8月7日，帶着毛澤東與周恩來的囑託，章士釗曾從北京乘火車經廣州赴香港。章士釗與上海聞人杜月笙的關係也非同尋常，章含之透露，“中央當時還有一任務，動員杜月笙回國”，但對大陸心存疑懼的杜月笙最終還是未能成行。
“從1956年開始，父親每兩年去一次香港，因爲在香港有個夫人，所以他有個很好的藉口去探親，當然家人知道他執行的是中央給的和臺灣建立渠道的使命，否則我母親該吃醋了。”章含之半開玩笑地回憶，每次出行前，周恩來總理都會找到章士釗商談很長時間，“但父親的嘴很嚴，從來不對我們多說什麼。”
1958年8月，金門炮戰後，毛澤東曾讓章士釗給蔣介石寫了一封信，其中有這樣幾句：“臺澎金馬，脣齒相依，遙望南天，希諸珍重。”毛澤東看了很欣賞，但認爲把臺灣看作“南天”不恰當，後來改爲“南雲”。
從1956年到1964年，每兩年，章士釗都會到香港“探親”，一住半年。這實際上也爲兩岸的交流建立了一個穩定而暢通的渠道。但到了1966年又該啓程時，因爲“文革”爆發，固定的行程也被打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