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大千最後一次攜妻徐雯波離開成都，搭乘軍用飛機赴臺北的時間是1949年12月上旬——成都解放前夕。自此一別，直到1983年4月1日，他病逝臺北，再也沒有回過大陸。離開大陸後，他先後旅居過臺北、香港、印度、日本、巴黎、阿根廷、巴西、美國，最後定居臺北。
張大千爲什麼要在成都解放前夕離蓉赴臺呢?
關於這個問題，上世紀三四十年代長期在張大千身邊學畫的劉力上給出的答案是：大千先生在政治上是一個無黨派人士，他無求於國民黨，所以既不參加國民黨，與國民黨的關係也不親近。只是與國民黨的一些上層人物于右任、張羣、羅家倫有些往來，也僅止於藝術交往。因此不能把他的離鄉赴臺，看做是投奔國民黨。至於他對共產黨，去國前既無恩怨，也無往來。不過，1949年初，大千先生在香港曾應何香凝之求，爲毛澤東畫了一幅荷花，並題了“潤之先生”的上款。此事劉力上親耳聽大千先生說過，張還反問力上知不知道潤之先生是誰，可見大千先生當時對政治是不感興趣的，否則怕是不會題款相贈的。
既然張大千對國共兩黨既無恩仇、也無親疏，那麼爲什麼又要離鄉去臺呢?
劉力上這樣回答：說大千先生一點兒也不怕共產黨，不信謠言，這也不符合實際。他對共產黨的政策是有所聞，並存戒備之心的。這是一。二來，他考慮到共產黨新政府搞供給制，以後賣畫給誰呢?如果不能賣畫的話，今後他一大家子的日子怎麼辦?
據傳，當年徐悲鴻託人捎信，邀請大千先生北上，許以月薪三千斤小米(當時北平藝專教授的最高供給)的故事，張大千聽後高興地說：“好啊，咱們一起去吧!”可是張大千稍後又躊躇片刻說：“我一走，我的家人怎麼辦?王陵基會放過他們嗎?”表面上看，張大千是怕成都軍閥王陵基的搗亂迫害，實際上心裏是在盤算三千斤小米夠什麼用?
從政治上和經濟上分析張大千離鄉赴臺的原因，應該說還是比較符合實際的，但是從思想根源上來剖析，張大千先生的老友葉淺予，看得更爲透徹：“1949年蔣介石政權已退居西南一角，作爲自由主義的藝術家，又依戀於中國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關係，對中國即將來的革命，不但不能理解，而且會有反感。原因很簡單，他怕在這個即將來臨的新社會，沒有他的用武之地，說穿了，他怕戴上反革命帽子，也許活不成。他所依附的‘達官貴人’怎麼也要把最後的大師從成都帶走。”故而張大千要在成都解放前夕，搭乘張羣親自簽署批准的軍用飛機飛往臺北。
那麼爲何張大千至死也沒再回大陸呢?
新中國成立後，高層領導曾多次過問張大千的迴歸問題。據張大千的好友謝稚柳先生說，上世紀50年代初，陳(毅)老總問過他，中國畫家誰畫得好?他說當然是張大千。陳毅又問，張大千現在何處?謝答在海外。陳老總讓謝稚柳寫信勸他回來。又據葉淺予回憶，周總理也多次過問張大千，一次是讓他和徐悲鴻聯名寫信勸張回國，一次是張大千的家屬楊宛君捐贈了張大千的一批敦煌壁畫臨摹稿，周總理獲悉後，親自指示文化部頒發四萬元獎金，並過問獎金的分配，要留二萬元給張大千回來後用。除此以外，周總理還指示有關部門，擇機動員張大千回國。
據畫家張仃回憶，1956年，他以裝幀設計家身份隨國際貿易促進會代表團參加法國博覽會的，博覽會結束後，又接到文化部通知，讓他再參加文化代表團，團長侯德榜，副團長冀朝鼎，團員有作家李霽野、何家槐，畫家王雪濤和他，音樂家郎毓秀。恰好趕上了張大千畫展在巴黎舉辦，代表團去看了畫展。期間與張大千有兩次會面。第一次是在趙無極家裏，由張仃出面邀請了三位旅法畫家，一位叫常玉，一位是潘玉良，還有一位是張大千。這是一次小規模的聚會，彼此介紹一下海內外的情況，實際上是一次摸底會，摸底的結果是常玉想回國，但怕回國後沒有合適的工作;潘玉良也想回來，又怕過不慣大陸的生活;張大千根本沒有回來的意思。第二次是由副團長冀朝鼎主持，在一家華人餐館開了一個小型藝術家的宴會，張大千也出席了這次宴會。冀朝鼎介紹了一下新中國的建設情況，歡迎海外的藝術家回國參加新中國的文化建設。
1981年，謝稚柳在談到了張大千回大陸的問題時，他的看法是：“我也希望他回去，但我決不勸他回去。原因有二，一是張大千自由散漫，愛花錢，在國內，沒有這樣的條件;二是張大千自由主義很強烈，要是讓他當人大代表、政協委員、美協理事等職，經常要開會，肯定吃不消。張大千這人，只適宜寫畫，不適宜開會，他不擅說話，更不擅作大報告。”謝稚柳是張大千上世紀三四十年代的至交好友，對他的個性脾氣自然瞭若指掌，這兩點是從他的生活作風和個性上，道出了他不願迴歸的原因。
除了謝稚柳說的兩點原因外，還有一條是張大千不願歸來的重要原因。
新中國成立初期，困難重重，百廢待興。人民政府的主要精力放在恢復與發展工農業生產，解決四億多人民的溫飽問題。公私合營前，除少數私方人員外，絕大部分人員先實行供給制，後是低薪，衣食住行外，所剩無幾。很少有人會用錢來收藏字畫，藝術市場十分蕭條。絕大多數中國畫家改畫連環畫、年畫或廣告設計，有的從事美術教育，只有極少數畫家(如齊白石)還能堅持賣畫爲生，但價格甚低。張大千自述：50年代初，他旅居印度大吉嶺，曾接到齊白石的一封信(由香港友人轉交)。信中“先是說人民政府如何照顧他，希望我也不妨回去看看。一個‘然而’大轉彎，齊先生才表示出他的真心。他說他目前的生活很苦，他想寄兩張畫給我，問我在海外可否代他設法賣出，他希望只要一百美金就夠了”。張大千閱信後，“趕緊請香港的朋友代我匯一百美金給他，我也回了信，自然不要齊先生寄畫來”。齊白石尚且如此，更不用說其他畫家了。對張大千來說，有沒有藝術市場(即賣畫環境)是他安身立命的重要問題。
此外，張大千的家是一個大家庭，這個大家庭中有不少人需要他照料接濟，諸如他的二嫂、三哥三嫂、四哥及兩房夫人，都是年逾花甲或沒有收入的老人(還不包括子侄輩中的困難戶)。據瞭解，張大千在海外站穩腳根後，每月按時給三哥三嫂一房寄的生活費是一百港幣(約合人民幣四五十元);一房如此，其他兩房也不少。如果張大千回國，沒有賣畫的環境，不要說幫助這些親友了，恐怕連他自己一大家妻兒的生活也難以維持。
1961年，正值三年自然災害期間，享有天府之國的川中盆地也在劫難逃。消息傳到遷居巴西的張大千耳中，自然要焦急，因此託香港的學生，寄了一批食品給三哥三嫂，聊解口腹之慾。
不過，張大千浪跡海外三十多年，時時處處不忘自己是一箇中國人，穿中國衣，吃中國菜，說中國話，讀中國書，畫中國畫，無論身居何地，不入外國籍，保留中國國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