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汝璈1904-1973，著名法學家。1926年畢業於美國斯坦福大學，1928年獲芝加哥大學博士學位。1929年回國，歷任山西大學，南開大學，武漢大學，復旦大學教授。新中國成立後任外交部法律顧問。梅汝璈以代表中國參與東京大審判，併爲中國贏得榮譽和尊嚴而聞名於世，但他爲參加審判而向復旦告假一事卻鮮爲人知。 1945年12月，遠東國際軍事法庭決定對發動侵略戰爭的日本軍國主義分子進行審判。當時的中國政府接到駐日盟軍統帥總部的通知，便指示外交部和司法部遴選派往東京的外交，司法人員。
經過慎重選擇，決定指派42歲的復旦大學教授梅汝璈博士爲中國法官，東吳大學法律系教授向哲浚爲檢察官，武漢大學法律系教授吳學義任顧問。 1946年1月9日晚7時，復旦政治學會借大禮堂歡送梅教授。1月31日，梅汝璈致信章益校長： 弟因奉派參加審判遠東戰犯，即將赴日一行，短期內恐不能返校。所任政治系教授職務，擬請自二月份起准予辭卸。事非得已，至希俯允並宥諒，是幸。專此敬請。大安。章校長批籤作爲告假，冀其回國後仍回覆旦。1946年3月19日，梅汝璈從復旦大學附近的江灣軍用機場出發，乘坐一架美國軍用飛機飛往日本東京。
當天，國民黨的《中央日報》，上海的《申報》，《大公報》，《新聞報》紛紛在顯著位置以醒目標題刊登這條重要新聞：清算血債：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審判官梅汝璈今飛東京。此後直到1948年底，梅汝璈和來自其他國家的同行們一起盡心竭力地工作，出色地完成了這一註定被載入史冊的國際審判任務。在長達兩年半的審判過程中，梅汝璈始終堅持法律原則，有禮有節，在法官席位之爭，起草判決書和堅持死刑處罰等關鍵時刻，以自己的智慧，勇氣和學識維護了祖國的尊嚴和人民的利益，贏得了世界的讚賞與尊重。
當時，由中，美，蘇，英，法，印，澳等11國指派的法官到齊後，大家最關注的是法庭上的座位排序。正如梅汝璈後來在《遠東國際軍事法庭》書稿中所言：在任何國際場合，爭席次，爭座位不是個人的私事，而是關係到國家地位和榮譽的大事。在當時的法庭上，經盟軍最高統帥麥克阿瑟指定，由澳大利亞法官韋伯任庭長，庭長右邊的第一座位屬美國法官。至於其餘座次如何排列，特別是庭長左邊的第一把交椅該屬於誰，法官們各執一詞。同盟國諸國中，中國是受侵略之害最慘的國家，但國力最弱，俗話說弱國無外交，因此英國，荷蘭都試圖將座次排在中國前面。對此，梅汝璈義正詞嚴地說：我認爲，法庭座次應按日本投降時各受降國的簽字順序排列才最合理。
中國受日本侵害最烈，抗戰時間最久，犧牲最大。因此，有8年浴血抗戰歷史的中國理應排在第二位。儘管梅汝璈的建議合情合理，但並未被庭長韋伯採納。等到開庭前一天預演時，韋伯突然宣佈入場順序爲美，英，中，蘇，法，梅汝璈立即對這一決定表示堅決抗議，毅然脫去黑色絲質法袍，拒絕彩排。他說：今日預演已有許多記者和攝影師在場，一旦明日見報便是既成事實，既然我的建議在同仁中並無很多異議，我請求立即對我的建議進行表決。否則，我只有不參加預演，回國向政府辭職。由於他的據理力爭，法官們進行了最後表決，終於使入場順序和法官座次合理排定，中國國旗還插在了第一位。
法庭審判進行到後期，圍繞對戰犯的量刑問題，法官之間產生了激烈爭辯。軍事法庭的11名法官中，有些人所在的國家在二戰中沒有過多地遭受日軍的侵略踐踏，對日本軍國主義的殘暴罪行缺乏切膚之痛，因此他們主張對戰犯從寬處理，有的則由於其所在國刑法廢除了死刑而不贊同對戰犯處以死刑，還有的則以人道主義爲由，反對處死罪大惡極的戰犯。梅汝璈用充分的證據證實了日軍的暴行，如僅在南京大屠殺中，日軍就犯下了砍頭，挖心，水溺，火燒，砍四肢，割生殖器等令人髮指的暴行，較之德軍在奧斯維辛集中營單純用毒氣殺人的辦法殘酷百倍。梅汝璈說：如不能依法嚴厲制裁日本戰犯，既有悖於本法庭的宗旨，也違背《波茨坦公告》之精神。
鑑於此，梅汝璈主張對日軍首惡必須處以死刑。未及最後投票，梅汝璈預見到力主死刑的法官只佔少數，便來到韋伯庭長的辦公室，就法庭嚴懲日本戰犯之事與其磋商。見韋伯不改初衷，梅汝璈激動地說：審判長先生，我和我的同伴都是受四萬萬五千萬國人的委託，來此懲罰元兇禍首的。如遠東國際軍事法庭不能作出令人信服的判決，我等無顏再見江東父老，惟有集體蹈海一死，方能謝國人!什麼?!韋伯庭長吃驚地瞪大了眼睛。當然，個人之顏面，生死均是小事。千百萬同胞的血債必須討還。請審判長考慮我們這一最後請求!
韋伯庭長被梅汝璈真摯的情感深深打動了：我個人的意見可以收回，只是其他法官，梅汝璈表示，將與其他各國同仁商談。由於梅汝璈的慷慨陳詞和據理力爭，11名法官就死刑問題進行表決，結果以6票對5票的微弱優勢，決定對東條英機，鬆井石根，土肥原賢二，板垣徵四郎，木村兵太郎，武藤章和廣田弘毅等7名主要日本戰犯判處絞刑。這當中梅汝璈起了決定性作用。在法庭最後環節的工作，判決書的書寫問題上，梅汝璈再次以其凜然正氣和愛國之心爲中國人爭得了榮譽和尊嚴。當時，有人主張判決書統一書寫，但梅汝璈認爲，有關日本軍國主義侵華罪行的部分。
中國人受害最深，最明白其痛苦，最有發言權，因此，這部分理當由中國人來書寫。經其交涉，由這次歷史性審判而形成的長達90餘萬字的國際刑事判決書中，留下了梅汝璈代表4億多受害中國人民寫下的10多萬字。1948年11月，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對日本戰犯的審判宣告結束。國民黨政府隨即明令公佈梅汝璈爲行政院委員兼司法部長，但梅汝璈因對國民黨政府失望而在東京公開聲明拒絕回國赴任。1949年6月，南京，上海相繼解放，梅汝璈由東京設法抵港，與中共駐港代表喬冠華取得聯繫，祕密由港赴京。從1950年起，梅汝璈長期擔任新中國外交部法律顧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