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輕時，我在日本仙台的東北帝國大學留學。不久，認識了松本教授的愛女松本米子。
在櫻花盛開的季節，我們由戀愛而結婚。那年她二十三歲。
對於我們的婚姻，她的父親不太贊成，但是她的母親很支持。在我們結婚時，因爲害怕親戚們嘲笑我是個中國人，不敢暴露我的真實的國籍。直到我獲得了理學博士學位，日本報紙都報道了一箇中國留學生的成就，他們才知道了我的真正國籍，他們暗說：“這麼厲害的中國人，爲什麼不早告訴我們?”
我獲得學位以後，便決定回國。那時，很多人都勸我別回中國，他們爲我保留了講師的工資和博士研究生的助學金，這足夠我們一家子開銷了。但是她對我說，她很喜歡我，她支持我回中國，爲我們的兩個孩子的教育着想，我們也應該回中國去。不久，我們一家到了西子湖畔的杭州城。從那時起，她就生活在中國的大地上，一直到離開人間。
剛到中國，她在生活上很不習慣，就說吃吧，起初她很討厭乳腐，說太髒了。我說那麼好的東西不吃太可惜了，就趁她不注意，把乳腐進行了“改造”：把乳腐上的一層皮去掉，還加了白糖。後來，她就很愛吃了。皮蛋，日本也沒有，慢慢地，她也習慣那種特殊的香味兒了。那時，在杭州的日本領事館通過各種關係來對她說，你是日本人，在中國吃東西不方便，早上就到我們這裏來吃吧。可是在杭州幾年，她一次也沒有去過。再說洗澡吧，日本人的習慣是每天都要洗的，到了中國以後，沒有那樣便利的條件了。爲了解決這個矛盾，我請人用鐵桶做了一個浴缸，但也只能滿足她一星期洗一次，後來她對此也習以爲常了。
抗戰開始後，平靜的生活被日本侵略者的炮聲打破了。從此，我們開始了一段艱難的生活。我隨學校內遷到了貴州，我的夫人獨自帶着孩子回老家，逃難中的人們，又哪有心思去欣賞那大自然的風光呢?相反，她又面臨了一個新的困難：不懂浙江話。
故鄉的人們以極大的熱情歡迎這位遠道而來的媳婦，他們幫助她料理一切家務事，洗菜、淘米、做飯，常常有人悄悄地幫她幹好了。
她生活在溫暖之中，與鄉親們建立了濃厚的情誼。她常常用她微薄的力量爲鄉親們做一點事兒。一直到新中國成立後，她和鄉親們仍然保持着那種真摯的感情。不管是關係多遠的親戚上我家來，她都要親自迎接，爲他們安排食宿，從不表示厭煩。直到現在，我家鄉的人有時還會說：要不是蘇老太太，我們還真進不了蘇家的門，蘇先生太忙了。
每當聽到這些，我就感到臉紅。因爲我自己對頻頻來訪的鄉親們，有時會感到厭煩。
戰時生活非常艱苦，我整天忙於教學和科研，很少能顧及家庭。
家裏再也請不起保姆了，幾個孩子和許許多多的家務，全靠她一個人照顧。一個日本的富家女子，在中國人民的抗日戰爭的歲月中，默默地爲一箇中國家庭費盡了心血。
我記得，在我們的婚禮上，她穿的是非常漂亮的禮服。可是自從抗戰以後，她就再也沒有心思，也沒有機會去做一套好一點的衣服了。
她心裏想的是我和孩子們的溫暖。
她在少年時代，是高級女子學校的高材生，她有比較高的文化素養和藝術造詣。彈奏古箏是她的一大愛好，聽說還常上廣播電臺去播音。結婚以後，她帶了一把十三絃的古箏隨我一起來到了中國。至今，這把琴依然在我的房間裏。每當我撫摸琴身，彈撥出一陣陣琴聲，我便彷彿又看見她坐在琴前，輕彈慢撥，沉浸在悠揚的古曲聲中的形象。
可是，在那個年代裏，琴身蒙上了一層又一層的灰塵，她再也沒有工夫去撫弄它了。
那時，她還放棄了自己心愛的書法藝術。她的書法很有功底，有一次我的一個學生對我說：“蘇師母的字要比蘇先生的好得多。”正是在她的影響下，我才認真地臨帖習字，有點進步。在我們的晚年，我常常拿着替朋友們寫的條幅到樓上去請她過目，儘管她躺在牀上，目光還是那麼銳利，常常指出這樣那樣的缺點。
她犧牲了自己的一切，幫助我在艱難的歲月裏，取得了教學、科研上的一點成績，她還擔當起教育八個孩子的任務。我一直認爲，沒有我的夫人，我不可能培養出那麼多的學生，取得數學研究上的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