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道主義思想
加繆的思想，其核心就是人道主義，人的尊嚴問題，一直是纏繞着他的創作、生活和政治鬥爭的根本問題。《西西弗的神話》和《局外人》構成了加繆文學創作的母題，包含着加繆未來作品的核心問題。書中，西西弗的幸福假設的提出，其本質動機，不在荒誕，荒誕既不能告訴我們幸福，也不能告訴我們不幸。之所以加繆假設西西弗是幸福的，是因爲他認爲只有幸福的生活才符合人的尊嚴，被責爲永罰，卻幸福，這是一種反抗，也是在這種條件下唯一可能的反抗形式，而反抗才能體現尊嚴。加繆在假設西西弗幸福的時候，充分運用了想象和獨斷，其潛臺詞，卻是人類尊嚴的需要。由荒誕的出發點，薩特走向焦慮和不安，而加繆走向幸福，薩特是思辨後的結論，加繆卻是激情洋溢的獨斷。
二元對立
加繆的創作存在大量的二元對立的主題，其中有一些直接作爲書名如反與正，流放和王國等，荒誕和理性，生與死，墮落和拯救，陽光和陰影，有罪和無辜。這些二元對立的主題經常成對出現，而且互不取消，甚至有相反相成的意思，這是他的一大特點和魅力之所在。加繆在他的隨筆中數次使用這樣的修辭方式：用一片黑暗來形容明亮的陽光。隨筆中也許不過是一種修辭，但這種修辭代表的思維方式卻貫穿了加繆幾乎全部的創作，成爲他的重要特色。
無論是他的小說還是戲劇，或是哲理隨筆，都看不到邏輯的一貫性，到處都隱含着矛盾，這在別的作家那裏，這可能是個致命的弱點，可從加繆的作品中體現的卻是複雜的深刻。丹麥物理學家玻爾說過："和小真理相對的當然是謬誤，可是和偉大的真理相對的仍然是偉大的真理。"正是在這樣對矛盾的正視當中反映了人類思維的侷限及其與世界的斷裂。二元對立的兩極互相爲對方的存在而存在，形成強大的張力，悖論和歧義性、多義性在此從生，這也成爲加繆難以被定義的地方，其間人道主義一以貫之，然而人道主義本來就是意義含混的詞。
二元對立其實是西方的傳統思維習慣，傳統的二元對立主要是主客關係，善與惡，美與醜等一系列概念，但在加繆那兒，這些傳統的理念被拋棄了，善惡美醜問題被諸如流放和王國，陽光和陰影這樣的形象所取代。甚至在講述一樁殺人案的《局外人》中，傳統的罪與無辜的問題竟消解於無形之中，只是作爲一個背景存在。加繆的這些悖論性的理念沒有給他找到理論上的出路，卻使他的小說和戲劇有了令人捉摸不定的多義性，成爲意義之源。在美學的意義上，則是用簡單，毫不修飾的語言產生讓人困惑的效果，這在《局外人》和《墮落》中最爲明顯。
存在主義
阿爾貝·加繆並不是一個純思辨型的哲學家，他從來都沒有像薩特那樣寫過磚頭一樣厚的哲學著作。他是以自身經歷、以文學創作中的人物形象和人的行爲，來推導出時代的哲學命題的帶有哲學思想的小說家。
加繆在50年代以前，一直被看作是存在主義者，儘管他自己多次否認。以《鼠疫》爲例，《鼠疫》是存在主義作家加繆的代表作，被認爲是加繆最有影響力和社會意義的作品。加繆的存在主義哲學不象讓-保羅·薩特和海德格爾的那般艱深，至少在這篇小說裏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加繆認爲世間的混亂和荒謬是必然的，人作爲一種存在，是沒有他的必然的意義與目的的。在故事中，加繆描寫了一個神甫的兩次佈道，從而否定了宗教可以帶來的意義。他通過主人公的態度表明了一個人面對虛無的人生的態度，就是以愛情、友誼和最重要的——同情心來充實內心。存在主義本身就否定了“意義”，把人放逐到了荒蕪的沙漠。可是和這種哲學相反，存在主義哲學家往往都是“良心”的虔誠追隨者。
阿爾貝·加繆是存在主義哲學家中對荒誕論述得最爲全面、最深刻，並使之具有新意的人之一，這也是他的哲學的最大特色，因而被人們稱之爲“荒誕哲學” 。荒誕哲學是資產階級文明遭到嚴重衝擊的哲學表現。
隨着西方資本主義社會在其發展過程中不斷暴露出它的痼疾，和由此帶來的災難性、毀壞性後果，諸如劇烈的階級鬥爭和社會震盪，週期性的經濟危機，兩次世界大戰，法西斯主義的崛起和它對人的滅絕人性的迫害，“使得人們在資本主義發展初期所滋長蔓延起來的對理性和科學的頌揚，對社會進步的樂觀幻想，迅速被一種所謂‘存在的不可理解’，‘人的存在的走投無路的悲劇性’的感覺所取代”。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人們更感到前途渺茫，苦悶彷徨，人的生存面臨嚴重威脅，人失去了安全感，人被絕望、孤獨和無家可歸的情緒所籠罩，這時理性主義、科學主義和樂觀主義逐步被荒誕哲學所取代。人們普遍感受到這個世界的荒誕性，人存在的荒誕性，於是荒誕哲學應運而生。存在主義哲學對於“荒誕”的解釋是：由於人和世界的分離，世界對於人來說是荒誕的、毫無意義的，而人對荒誕的世界無能爲力，因此不抱任何希望，對一切事物都無動於衷。在存在主義文學中，加繆無疑是將這種狀態表現得最惟妙惟肖的作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