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年
1839年3月16日，普呂多姆出生於法國巴黎一箇中產階級家庭。兩歲時父親去世，這位未來的詩人便與寡居的母親和一個姐姐一起住在巴黎和巴黎南部的夏特內。據《泰晤士文學副刊》說，他很小時名字前就加上了家人用於他父親的暱稱“蘇利”。
普呂多姆以全班數學第一名的成績畢業後，準備進入一所理工學院，可是一場結膜炎打碎了他成爲機械師的一切希望。他青年時代的另外兩個事件使他終身陷於憂傷，一是失戀：他少年時代就愛上的一位表妹嫁給了另一個男人;另一件則是失去信仰。他在里昂同篤信天主教的親戚生活在一起，經過一段短暫的信仰穩定期之後，他變成了懷疑論者，儘管他很渴望能有信仰。
普呂多姆於1860年轉而投身法律並在巴黎一家公證處謀到了職位。他得到了一筆遺產，經濟上獨立了，便從此離開法律專心從事寫作。可兩年不到就寫起了詩，並在日記中寫道，他對學業從他那裏奪去的用於藝術的時間感到惋惜。他之所以產生這一新的熱忱，原因之一是他加入了一羣開始自稱爲帕那斯派(即高蹈派)的年輕人，這個稱呼是爲了表明他們同古典主義規範的聯繫，也表明同在20世紀中已露出過時跡象的浪漫主義的對立。普呂多姆可能在1864年見過這羣年輕詩人的領袖德·里斯勒，其時普呂多姆已發表了自己的第一首詩，即1863年刊於《國內國外評論》上的《藝術》。據他在《私人日記》中說，起初他對自己作品的平庸感到不滿，後來便能極好地把握作品形式，並清醒地認識主體內容的啓迪。
輝煌時期
1865年，一位朋友資助印行了普呂多姆詩集的第一卷《長短詩集》。這些抒情詩作表現出深思、憂傷的氣氛，對人生之短暫的哀傷和快樂進行思考。普呂多姆那首經常入選詩集的詩《破碎的花瓶》即爲一個典型例子。該詩將一隻表面看來完好無損實際上卻有一道幾乎看不見的裂隙的花瓶比作因所愛負心而傷悲的心。湊巧，夏特內的一位朋友將《長短詩集》呈送給了偉大的批評家和文學口味規定者查理-奧古斯丁·聖-佩甫，他肯定了這部詩集，這使它一舉成名。這位新起的詩人便全力投身於創作。
一年之後，普呂多姆出版了另一部抒情詩集《考驗》(1866年)，集中包括一些以愛情、懷疑和行動爲主題的十四行詩。緊接着又出了一本配畫詩集《意大利筆記》(1866年——1868年)和又一冊抒情詩《孤獨》(1869年)，其主題是孤獨的個人對愛的欲求。普呂多姆爲高蹈派詩人的期刊《當代詩集》寫詩，這說明他同高蹈派有聯繫。《當代詩集》中全是各類主題的用高蹈派工整結構寫成的詩歌，三卷《當代詩集》分別於1866年、1871年和1876年出版，而每一卷中均收有普呂多姆的作品。1870年出版的加布裏埃·馬克的一首詩把普呂多姆列入屬於德·里斯勒弟子的17位年輕的高蹈派詩人之中，這證實普呂多姆確是高蹈派成員。
普呂多姆很早就對哲學產生了興趣。早在1863年，他便在日記中提到與一位中學朋友的一次會面。友人問起他的工作，詩人答道，他正在尋找人的定義;他接着說，一旦找到，就以此爲題寫詩。他的抒情詩的確具有明顯的心理學、哲學和玄學含義。他對盧克萊修很感興趣，這表明他對尋求意義越來越認真，並在1869年用詩體翻譯了盧克萊修的《物性論》(約公元前60年)的第一部，普呂多姆改用了《盧克萊修：物之性》這一標題。
1870年，普呂多姆的生活又一次蒙上了陰影。一月，與他共同生活的叔叔、嬸嬸和母親相繼去世，使他遭受沉重打擊。繼而普法戰爭爆發，艱苦的軍旅生活徹底毀掉了他的健康。
普呂多姆的兩部主要詩作一出版就大受推崇。兩部作品都是關於理想的人類行爲的長篇道德諷喻詩。《正義》(1878年)暗示，道德代碼可以建築在科學進步的基礎之上。《幸福》(1888年)是普呂多姆版的浮士德故事，毫無疑問，作品受這位獲獎者年輕時讀過的又很崇拜的約翰·沃爾夫岡·馮·歌德的劇本的啓發。在《幸福》中，中心人物同傳統的故事一樣，在尋找幸福的祕密，只是原來的次序被顛倒了：普呂多姆的浮士德一開始就有了各種情感，然後再去學習。最終，普呂多姆的浮士德像歌德的主人公一樣，在服務中、在改善人類的工作中找到了完美。
晚年
晚年的普呂多姆是否還應該被稱爲高蹈派詩人，批評家們意見不一。答案隨定義而定，當然，普呂多姆從未放棄形式的精緻與思維的科學精確性，這兩點是針對浪漫主義激情過度而發的，而這正是高蹈派的定義。可另一方面，有些批評家認爲，普呂多姆後期作品注重道德說教，這使他與其他高蹈派詩人產生不同，因爲高蹈派詩人的定義是對美、而非對真理感興趣的詩人。然而謝弗認爲，這樣定義過於狹窄，因爲他在高蹈詩人中找出了7種不同的風格，重哲理就是其中之一，而普呂多姆便是其中重要一員。
1901年，瑞典學院授予蘇利·普呂多姆諾貝爾文學獎，由於健康原因，蘇利·普呂多姆本人未能出席12月10日在斯德哥爾摩舉行的盛大、隆重的授獎儀式，而是由法國駐瑞典公使代領。蘇利·普呂多姆作爲獲諾貝爾文學獎的第一位“桂冠詩人”，爲了發展詩歌事業，決定把獎金捐贈出來作爲一種詩歌獎的基金，由法國作家協會負責頒發。
不幸的是他的健康狀況惡化了，風癱和失眠日甚一日地折磨他。他在夏特內度過了生命的最後15年，於1907年9月7日在妹妹的陪伴下坐在花園裏平靜地逝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