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是聰明用到正道上，王明也是滿有才氣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第一版《婚姻法》便是出自他的手筆。
強闖三原封鎖線——王明軼事
大約因爲耳熟能詳，有些歷史人物，只要一聽到他的名字，其形象便已經清晰地反映出來，這或許也可以算某種思維定式。比如王明便是如此。
王明，本名陳紹禹，安徽六安人，曾依靠蘇聯和共產國際的支持在中共六屆四中全會上奪權，控制臨時中央，壓制“山溝溝裏的馬列主義”。後到莫斯科擔任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在抗戰期間回國任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建國後於1955年以養病名義前往蘇聯，1974年病逝於莫斯科。
聽到他的名字，人們多半會立刻想到他曾經代表的極左路線和一系列瘋狂極端的迫害。
如果對他有更多瞭解的，可能還會想到此人爲了獲得權力，在莫斯科對米夫的諂媚和構陷製造“江浙同鄉會”冤案的經過——這個冤案中的受害者包括著名經濟學家孫冶方、後來的八路軍副總參謀長左權、甚至包括當時還是共產黨員的蔣經國。
這些印象都和事實相距不遠，所以對王明其人普遍缺乏好感也是正常現象。
然而，就是這樣一個人，在讀史的時候也會讀出一些意外的內容來——
比如，若是聰明用到正道上，王明也是滿有才氣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第一版《婚姻法》便是出自他的手筆。
比如，王明的太太孟慶樹很漂亮，同時還是一個頗有資歷的“老”革命，出身於中央軍校武漢分校女生隊，是趙一曼的同學，可惜跟了王明，最終也只得終老莫斯科。
比如，王明在日本作家波多野乾一所著《赤色支那之究明——延安水滸傳》一書中，將中共的高層人物用水泊梁山一百零八將來描述，王明被編爲“入雲龍公孫勝陳紹禹”，地位正經不低。
比如，紅軍長征到達陝北，蘇聯找來王明問紅軍還有多少兵力，這位一向不切實際的老兄，憑着估計輕飄飄就來了一句“四十萬”……
在八十年代出版的《文史資料》中，原中央警衛隊(中央警衛團前身)楊凱提供，由劉永洛、王義權整理的回憶錄《革命鬥爭片斷》中提到，中央警衛隊1939年護送林伯渠、董必武等從延安去西安時，路遇國民黨方面設置的封鎖線，曾發生了一段鮮爲人知的險情，主角，便是王明。
當時國共合作蜜月期已過，雙方矛盾頻出，國民黨方面在陝甘寧邊區周圍的封鎖線經常刁難經過的人員，並有很多特務活動。
不過這次延安去西安的車隊共有三輛車，人員較多且都有護照，並身穿八路軍制服，又有社會部陳崗和周恩來的警衛參謀龍飛虎護送，兩人與國民黨方面打交道很有經驗，按說是不應該有什麼麻煩的。
一路經過洛川等地的確順利，到了三原卻發生了問題。
這件事應該算是國民黨後來失敗的一個縮影。當時，八路軍這三輛車都經過了檢查沒有問題，但國民黨的人員卻突然提出搭車去西安，結果被陳崗等人拒絕了。
國民黨檢查站上的人員對維護黨國安全並不熱心，但因爲這點兒“行方便”的私事沒有被滿足，便忽然認真起來，又進行第二次檢查，把包括各首長的箱子都打開了嚴查。結果，真的發現了一支沒有登記的手槍，便借題發揮起來，怎麼說也不放行，一直鬧了兩個小時。
這支槍，便是王明的。
結果，戲劇性的一幕出現了，楊凱回憶王明得到報告後，是這樣處理的——
王明下車後很嚴肅地說：“這支槍是我的，我在蔣委員長跟前就背這支槍!”一提到蔣委員長，敵人啪地來了個立正。
又是一句：“我在蔣委員長跟前就背這支槍。”啪!又是一個立正，一連講了三四遍，檢查人員連續立正了三四次。
王明接着說：“這個車子是我的，我的車子誰都不能坐。”檢查人員問：“你是參議員嗎?”“是的!我是參議員，這裏沒有我的發言權，到那裏我自然有。”隨即喊了聲“開車!”當天下午四五點鐘，我們順利地到達了目的地。
讀到此處忍不住慨嘆——這王明不愧是整人的專家，若是這份能耐都放在對付外人身上，何至於有今天的這個名聲呢?
其實王明在對日作戰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方面還是做了些工作的，可惜即便是這方面，王明給抗聯下達的那封不切實際的《六三指示信》害死多少人都沒法統計。瑕不掩瑜，瑜也不能掩瑕。
1974年，王明死去，死前還曾經向蘇聯建議支持自己去新疆割據。可惜蘇聯方面還比較理智，沒有跟着他不切實際的思路走，沒有理睬。
王明死後葬在斯科郊外列寧山下的新聖母公墓，這裏還安葬着果戈裏、屠格涅夫、布爾加寧、赫魯曉夫等俄國和蘇聯歷史上的名人，可謂級別夠高，可惜，王明的墓地殊少憑弔者的光顧。
種什麼樣的因，收什麼樣的果，王明對此也應該是有思想準備的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