末代皇帝愛新覺羅·溥儀的弟弟——溥傑，曾經是我的丈夫。促成這段婚事的，是我的四姑母瑾太妃和溥傑的母親瓜爾佳氏。當年這兩位長輩的關係極好，四姑母提出這樁婚事時，她早已請人測定了溥傑與我的生辰八字，吻合相生，雙方家長一拍即合，立刻訂了婚。那年我17歲，溥傑14歲，正符合那個時代“女大三，抱金磚”的吉利說法。很快，由堪輿界師傅爲我們選擇了良辰吉日，溥傑帶着豐盛的禮物，到我家行了納聘之禮。清宮皇室也十分重視，特派了與雙方都有親屬關係的內務府大臣耆齡，出任納聘的帶領和督導，使這門親事從訂婚時起，就蒙上了鄭重的官方色彩。
我和溥傑正式結婚是在四年之後，我已經21歲，他也18歲進入成年了。我們結婚的新房在醇親王府內的“樹德堂”。按滿族古律，新房樹德堂的所有桌椅擺設均由我們女家過禮陪嫁，只是新婚花被和牀褥是由男方置辦。其他一切婚俗與漢人差不多……
不過，由於我倆婚後相處時間較短，竟然很多人並不知道我是溥傑的原配，有人把他後來與日本女人的第二次結婚當成首次，把他的日本太太嵯峨浩說成是他的髮妻，這當然是錯誤信息。誤傳的一個因由頗令我爲之唏噓，人們稍稍注意一下就會發現，日本的書報雜誌甚至戲劇電影，多年來不斷製造“溥傑及其夫人嵯峨浩”的各種報道、傳聞和故事。
我不是非要爭一個“溥傑原配夫人”的名號，那實在是一點意思也沒有的事。只不過，此事涉及當年日本爲了侵略中國而導演的一出建立僞滿洲國復辟清室皇權的醜劇。當年那醜劇中一個步驟，就是逼我與溥傑離婚，接着是令溥傑與特選的日本女子結婚，再下一步的陰謀和如意算盤是，設法讓溥傑生個有日本血統的兒子，再有，他們更大的陰謀是，將來讓這日本血統的溥傑之子，繼承不能生育的溥儀的僞滿洲國皇帝大位，實現日本統治滿蒙進而染指全中國的美夢。
現在，我以平實無華、與世無爭的心態，回憶已經過了一大半的人生，評價與溥傑共同生活的那段舊事，我覺得，那既是我的幸運，也是我的悲哀。20世紀70年代將盡的時候，由於一個特別的機遇，有朋友代爲搭橋，我與溥傑又聯繫過一次。那時，我倆都已過了古稀之年……
坊間有些傳說、野史，說我和溥傑從結婚開始，就爭論吵鬧嫉恨成仇，沒有絲毫感情，我要說，那不是真實的情況。爭吵是所有夫婦都可能有的，我與溥傑也不例外，有時發生矛盾是不爭的事實，但說我們毫無感情，卻是言過其實的。我這兒有兩幅扇面，是爲我記錄這部口述歷史的惠伊深保存多年的我的畫作，它很能說明我和溥傑關係親密。這兩幅扇面註明的日子是我在乙丑年畫的國畫花卉，畫上有我的“怡瑩”簽名和圖章，畫上還有溥傑的題字，以及他的簽名和圖章。這兩幅扇面都是我畫畫他題字，是表明我們夫妻恩愛的合作的精品。畫中寫明贈給“嘯桐”和“雙桐花館主”，目的是懇請我和溥傑的老朋友及親戚、我九姊唐梅的丈夫——畫家惠孝同斧正。我的姐夫惠孝同，就是現在替我記寫這部口述的惠伊深的父親。這兩幅扇面真跡，是姐夫惠孝同生前交予惠伊深保存的早年紀念物，它正好證明了我和溥傑當年意趣相投、互愛互敬。
溥傑曾着力保護我的人身安全，使我免遭日本軍政惡勢力毒手，那也是讓我終生不會忘記的事。當年，溥傑在日本人策劃下，配合他的哥哥溥儀，緊鑼密鼓準備“復辟皇室”時，溥傑曾邀我去“新京”，被我拒絕了。日本關東軍頭領第一次勸他娶個日本妻子時，溥傑出於正道的傳統，開始時也曾拒絕了，他義正詞嚴地反駁日本人的話說：“我有太太，不能再娶。”但是後來，殘酷的政治形勢鉅變，日本人軟硬兼施，向他描繪東洋女人如何溫順服從的同時，更暗示他娶個日本太太是政治需要，警告他不能再拒絕。日本軍界透露信息，會直接出面，武力威逼溥傑與我離婚。
這時，溥傑異常害怕，他估計我若全然不知，在家被突然闖入的不速之客硬逼離婚，按我的性格會堅決不從，肯定會招來橫禍。於是，他接受了要他娶日本太太的“好意”，同時，私下卻急匆匆祕密潛回家中，找到我，說明緊急情勢，催我迅速逃跑保命：“三十六計走爲上!”溥傑怕我應付日本特務追捕時發生不測，竟然塞給我一把手槍，說必要時保命自衛。我嚇了一跳，拿着從沒摸過的槍械，出了一身冷汗。溥傑的舉止鄭重，顯示形勢嚴峻、不可小覷，與此同時，我也感到他對我的一片誠心，感人至深。
我沒有猶豫，按溥傑的意見，立即避險逃亡。我出走後，先用假名住進了北京西交民巷的六國飯店。幾天後我得到消息，日本軍人真的闖入我家，撲空之際，竟然可笑地逼我的弟弟，在我和溥傑的“離婚”文件上替我簽了字。我不敢在北京久留，連忙轉赴天津，由於害怕不懂如何使用的手槍反會招惹麻煩，偷偷在行前將其扔進了城外的護城河裏。沒了手槍，我的心反而踏實寧靜許多，閉目靜思，自己以前雖做過一些讓溥傑並不滿意的事，但在我面臨生死的關頭，他完全不計前嫌，不愧是我曾經的摯友。
我和溥傑正式結婚的時候，仍有時住在紫禁城裏，“皇室”還沒被徹底趕出紫禁城。我們就被趕出了“皇宮”，自此開始走上顛沛流離的崎嶇坎坷之路。我們住過醇親王府北府他家的宅院，也住過我們唐家，還住過張學良宅第，又住過溥儀的天津張園府邸，甚至後來我流落全國各地，直至漂泊香港;溥傑則走上建立僞滿洲國的邪路，投靠日本，最後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鋃鐺入獄……
我和溥傑的性格迥異、愛好不同和政治取向相反，決定了我們遲早分道揚鑣的結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