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嗣昌是明朝末年時期的大臣與詩人，晚年號苦庵，今天本站小編就爲大家詳細解讀一下~
明朝末年，大明王朝受困於關外和關內兩處戰場無法自拔，關外的清軍時不時進關劫掠，關內的農民軍屢剿不滅。中央朝廷財政崩潰，整個北方都被打成一片空地。崇禎不斷的更換內閣大臣，寄希望於新人能有新的戰略高招，能將大明朝這架破車從懸崖邊上拉回來。在這種局面下，一個叫楊嗣昌的大臣在崇禎九年當上了兵部尚書，後又入內閣爲大學士，主持內、外剿寇事宜。
楊嗣昌從戰略角度考慮，提出了“攘外必先安內”和“四正六隅、聯合圍困”的兩大戰略方針。即和關外滿清媾和，集中精力先對付內部的農民起義軍，集合數省官軍之力，擠壓農民起義軍的流動作戰空間，再聚而殲之。而要達到消滅農民起義軍的這個戰略目標，就需要增加官軍數量，人數增加了，軍費自然也要增加。
楊嗣昌在崇禎十二年給皇帝出了個注意，從各地抽調兵員共七十萬用以剿賊，然後增加一項“剿餉”稅共計七百萬兩用作軍費。楊嗣昌經過計算，得出結論是，即使增加七百萬兩稅收，相比較大明朝龐大數量的土地來說，每畝地加不了多少錢，算上新增加的“剿餉”稅，大明朝的稅收依舊低於唐、宋兩朝。崇禎皇帝一聽也覺得不錯，幾百萬兩稅銀攤到數億畝耕地上的確沒多少，就同意了楊嗣昌的建議。
崇禎皇帝和楊嗣昌大概都沒有想到這個“剿餉”稅使得農民起義軍會越來越強大。明朝末年耕地有數億畝是不假，平攤的稅費不多也不假，但是楊嗣昌做爲士大夫的一員，自動忽略了一個事實，那就是皇族、士大夫和士紳們的土地是不用交稅的，而這些人所佔據的土地卻幾乎達到了所有耕地的八、九成之多。所以實際上這七百萬“剿餉”稅還是隻有那少數的底層農民去交，算到他們頭上就要老命了。自崇禎十二年楊嗣昌提出這個增加“剿餉”稅的建議後，更多交不起稅費的農民被迫加入到各地起義軍中，農民起義軍從此一直到崇禎朝滅亡就再也沒有衰弱過，大明朝這架懸崖邊上的破馬車更加的搖搖欲墜。
坦率的講，楊嗣昌提出的兩大戰略方針沒錯，在當時的環境下，明朝確實已經無力兩面作戰，專注於一個戰略方向大概是唯一能起死回生的辦法。增加的“剿餉”稅也確實不算多，但前提是必須官紳一體納稅。楊嗣昌在當時的朝廷中，也算得上是能臣，即使他有着諸多缺點，比如參與陷害盧象升並直接導致其戰死。這個以孝道聞名讓崇禎信任的大臣(楊嗣昌曾經上書願意替獲罪的父親楊鶴頂罪)提出了正確的戰略，卻使用了錯誤的方法。也許他並不知道攤派的稅收是攤在極少數土地上面，也許知道但身爲士大夫的一員卻無法背叛這個團體。他促使崇禎皇帝同意並付諸實施的增加“剿餉”稅的建議狠狠的把大明朝往死亡的路上推了一把，大明朝從此無力迴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