眼見無錢發放軍餉，唐德宗急得寢食難安，戶部尚書：按照房產收稅。下面小編爲大家詳細介紹一下相關內容。
衆所周知，自“安史之亂”後，唐朝藩鎮割據問題非常嚴重，地方勢力坐大後，常常對李唐皇室威權發起挑釁。唐德宗李適繼位後雖然很想勵精圖治，重現大唐帝國往日光輝，但奈何地方藩鎮手握軍權又不聽中央號令，甚至仗着其雄厚財力軍力，屢次阻撓朝廷頒佈的相關政策。就這樣，朝廷與地方藩鎮之間的矛盾不斷激化，最終不可遏制地爆發。
建中二年(公元781年)，成德節度使李寶臣逝世，其子李惟嶽要求德宗批准他爲新任成德節度使，結果遭到德宗拒絕。李惟嶽於是聯同魏博節度使田悅、淄青節度使李正己，以及山南東道節度使樑崇義一同舉兵謀反。唐德宗雖然很快就組織兵馬進行鎮壓，但由於朝廷財政困難，叛亂一直無法徹底平息。爲增加財稅收入，唐德宗李適可謂傷透了腦筋。
到了建中四年(公元783年)6月，唐軍對糧食、兵器、被服的需求更加急迫，德宗幾乎焦急地寢食難安。這時，戶部侍郎趙贊十分貼心地向德宗上書，建議火速頒行“房產稅”，將中央的財政壓力攤派給地方老百姓，從老百姓手中收些“物業費”上來以解燃眉之急。德宗聽後，覺得此法定能解決唐軍捉襟見肘的財政問題，便馬上下令戶部實行。
於是，唐代“房產稅”隨即登上歷史舞臺。雖然新稅名爲“間架法”，但實際上這就是一種變相的房產物業稅。據《資治通鑑》記載，“所謂稅間架者，每屋兩架爲間。”意思是說，兩個並列的屋架之間的空間爲一間，以此爲徵稅單位。此外，朝廷還將房屋劃分爲三個等級，上等屋一間收物業稅兩千錢，中等屋一千錢，下等屋五百錢(當時災年米價約爲一斗米一千錢)。新政頒佈後，各地官衙皁吏就會帶着紙筆尺子，挨家挨戶做現場勘查，覈定稅收。如果遇到大戶，家裏房屋面積大、房型好質量高，那麼不論是何等用途，最少都要交六間上等屋稅錢，即一萬兩千錢。
一萬兩千錢對於當時的權貴富商來說，不過是毛毛細雨——以郭子儀爲代表的功臣宿將，每月俸祿就有上千萬錢之多，而對大商人竇乂來說更不成問題，他在長安繁華路段就蓋了二十間商鋪出租，“日收利數千”。即使是“窮則獨善其身”的白居易，每個月也有六七萬錢收入，對他們徵收“房產稅”並不會對生活品質產生影響。可是對於普通平民百姓而言，這筆“房產稅”卻是個不小的負擔。
爲此，唐德宗特意定下了嚴格規定：“敢匿一間，杖六十，賞告者錢五十緡”，以防止普通百姓惡意逃稅。按照這個政策，凡是膽敢隱藏實有房間的人，被發現後杖打六十，而對於那些揭發藏匿行爲的人，則獎勵五萬錢以資鼓勵，獎金由被揭發一方提供。除了普通百姓遭罪外，還有一羣人也被這個新稅折磨的不行，他們就是那些擁有着百八十間屋子的大家族子弟。有時候，房子多並不代表房主富裕有錢，畢竟這些房子很可能是祖輩傳承下來的。在唐朝，有很多這樣的名門望族，雖然繼承着祖先的高門大院，頂着先人名頭，但實際上早已家道中落，手頭非常拮据，每次交稅時若是不掏個幾萬錢出來，官府不肯罷休，而他們又實在拿不出來，便不得不拋售祖宗房產。
隨着時日推移，民衆對此法越發不滿。《舊唐書》載此法頒行後“得專其柄，率多隱盜，公家所入，百不得半，怨黷之聲，囂然滿於天下。”好在“間架法”只徵收四個月便宣告失敗。當年10月，德宗調往前線平叛的涇原軍隊途經長安時，因待遇問題發生譁變，史稱“涇師之變”。承擔平叛任務的涇原軍反叛後，爲獲取長安百姓支持，派人在大街小巷四處宣傳，並高喊着“不稅汝間架除陌矣”的口號，民心隨之大變，長安百姓甚至自發組織起來，幫助叛軍攻打皇城。
唐德宗見民心渙散，只好從長安城倉皇逃出，跑到奉天(今陝西乾縣)後與叛軍對峙月餘，期間受盡了苦頭。興元元年(公元784年)，唐德宗回到長安後，徹底認識到了“間架法”的危害。爲挽回人心，他急忙頒發《罪己詔》，向黎民百姓道歉，承認是由於自己錯信奸逆，才致使百姓受苦、天下大亂，隨後德宗頒旨宣佈“間架法”正式廢止。至此，因亂而生卻又差點斷送唐王朝的“房產稅”終於消失在歷史長河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