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翊鈞，年號萬曆，廟號神宗，是明朝的第十三位皇帝。他十歲登基，1572—1620年在位，共四十八年，是明代在位時間最長的一位帝王。他的皇帝生涯其實可以分成前後兩段。前半段從萬曆元年到萬曆十五年，這期間如果不是因爲重大事情，萬曆皇帝是堅持上朝的。
從萬曆十五年起明神宗萬曆皇帝朱翊鈞開始不上朝了!(萬曆皇帝不上朝了，只是這些事件中的一件吧，所以這種表達方式不妥。修改：明神宗因爲長期的不上朝，與外廷的劇烈對抗，以及民間的各種宮闈祕聞，讓他得到了一個“酒色財氣”的評價)雖然因長期不上朝他得到了一個“酒色財氣”的評價，但他依然故我，還是不上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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衆所周知，上朝一方面指臣子到朝廷覲見君王，奏事議政，另一方面是指君王到朝廷上處理政務。皇帝的工作就是上朝處理政務，如果皇帝不上朝，其實等於他在罷工。都是皇帝了還罷工，說其有些任性實在不算過分。但朱翊鈞任性不是隻有一天兩天，而是從萬曆十五年到萬曆四十八年，任性了三十三年!
萬曆皇帝三十多年不上朝，是歷史上極具爭議的一件事。有人認爲，萬曆皇帝怠政，導致政府的機動能力和運轉能力大幅下降，民不聊生，是明朝滅亡的起點，是爲所謂的“明亡於萬曆”說。但也有人認爲，萬曆皇帝在其中後期依然牢牢把握着政權，繼續治理國家，讓明朝的經濟和軍事實力達到了一個高峯，是明帝國繼明太祖朱元璋洪武之治和明成祖朱棣永樂盛世後的又一個鼎盛時期，同時也是明朝乃至中國古代史的最後一個巔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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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萬曆皇帝三十多年不上朝，就是在“置氣”。皇帝認爲士大夫們結黨營私，不認可自己的辛勤工作，不體諒自己的身體，於是宅在深宮裏生悶氣。士大夫們則覺得萬曆皇帝沒好好工作，又貶斥說真話的清流，所以也賭氣上奏疏故意刺激他。
萬曆皇帝的“怠政”、“惰於臨朝”是君臣長期衝突的結果。這固然與皇帝幼年的經歷、心理、性格分不開;也與士大夫們死守封建禮教的思維慣性分不開。
但實質上，萬曆皇帝和士大夫的鬥爭是我國封建社會末期高度發達的皇權和官僚體系的對抗。這種對抗將嘉靖皇帝時期便萌發的君臣衝突擴大到了不可調和的地步，明代的黨爭此時也達到高潮。雖然萬曆皇帝是不得已纔對大臣的奏疏採取留中不發的消極態度，但他也沒有盡到一國之君的責任。並不是所有大臣都“賣直”、“枯名釣譽”，他們也有“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崇高理想，上奏的事情也並不全是誇大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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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萬曆中後期可以看出，留中的奏疏大量出現以後，明朝的中樞運轉機制受到一定程度的破壞，使大量士大夫失去了對自己和國家價值觀的認同，導致大批人“求去”、“乞歸”，人才流失嚴重，人心離失。同時，這個時期也是明代黨爭的孕育期和鼎盛期，最初的東林黨人主要就是這些被罷除的廢吏，他們在“國本之爭”中積聚起力量，“身去而名益高”。他們與朝中的正直之臣遙相應和，抨擊時弊，成爲政治反對派。齊、楚、浙等黨則與他們相對。明帝國官僚體系的黨爭由此而起，爲明帝國的滅亡埋下了一個伏筆。從這個意義上來看，萬曆皇帝的“怠政”確實是明朝的悲劇。
其實說到底，明朝高度發達的官僚體系，自然會產生一些與國家利益相沖突的小集團，其中一些甚至會擁有與皇權對抗的力量。因此，皇權需要一個力量來制衡，這就是爲什麼一些皇帝會寵信王族、外戚和宦官的原因。但王族、外戚容易與官僚集團合流，往往會產生更多的問題。且宦官作爲單個的羣體，也並不能真正對抗官僚體系。因此這個問題直到滿清入主中原才最終得到解決。愛新覺羅家族依靠滿洲軍事貴族作爲基本盤，擁有足夠的力量對官僚體系進行殺伐決斷。因此，清代的皇權高度集中，再也沒有出現類似萬曆皇帝面對官僚體系時束手無策的窘迫局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