顧頡剛在中山大學時曾受到校長戴季陶和校務委員朱家驊的重用。但由於家在北平，他工作起來總不安心。一次，顧頡剛在南京遇到中大校長戴季陶，就向對方辭職。戴季陶極力挽留，他對顧頡剛說：“我們這輩人，像樹木一樣，只能斫了當柴燒了。我們不肯被燒，則比我們矮小的樹木就不能免了。只要燒了我們，使得現在矮小的樹木都能成長，這就是好事。”
顧頡剛聽了這番話很感動：“因爲我自己學問雖淺薄，但我懂得我們要研究學問應採取何種方法，研究一種學問應取哪幾種常識，在這舉國興辦大學而大學教授大都不悅學或自己有了某種學問即排斥他種學問之時，我如能多留中大數年，必可使君增高些知識熱，能作專門的研究而又能寬容他種學問，如此，我自己雖譭棄了而能使諸君成就，亦屬得失相抵。”於是，顧頡剛又收回了辭呈。
可是，一到北平，顧頡剛就忘了自己對戴季陶的承諾，死活不肯回中大去了。“一到北平舊宅，開了我的書箱，理了我的舊稿，我實在不忍再走了。諸君，這不是我的自私自利，甘於和你們分離，只因北平的許多東西是我的精神所寄託的，我失去了三年的靈魂到這時又找着了，我如何捨得把它丟掉呢?”
顧頡剛這番辯白可謂此地無銀三百兩。所謂“精神寄託”，所謂“失去了三年的靈魂到這時又找着了”，不過是動聽的託詞罷了，說白了就是不願“斫了當柴燒”，不願離開北平舒適的窩。當然，顧頡剛有選擇的自由，但他如此朝三暮四，既對不起戴季陶，也會讓別人對他產生信任危機。孔子說，人無信不立，顧頡剛如此隨便承諾，又隨便毀約，別人怎麼會相信他呢?
顧頡剛在其《自傳》中曾說：“我一生中第一次碰到的大釘子是魯迅對我的過不去。”那麼，魯迅爲什麼要和他顧頡剛“過不去”呢?顧頡剛女兒顧潮在《歷劫終教志不灰》有過兩種推測。
背後造魯迅的謠，當面拍魯迅的馬
1926年，陳源在報刊上撰文，說魯迅的《中國小說史略》抄襲了日本鹽谷溫《支那文學概論講話》，魯迅於當年2月1日發表《不是信》，對陳源作了有力反擊：“鹽谷氏的書，確是我的參考書之一，我的《小說史略》二十八篇的第二篇，是根據它的，還有論《紅樓夢》的幾點和一張‘賈氏系圖’，也是根據它的，但不過是大意，次序和意見就很不同。”
隨着《支那文學概論講話》的中文譯本面世，關於魯迅抄襲的謠言不攻自破。陳源因爲理屈詞窮而顏面掃盡。其實，陳源這回吃了啞巴虧，因爲，最早說魯迅抄襲的不是他而是顧頡剛，他不過公開發表了顧頡剛的看法。對此，顧潮女士在《歷劫終教志不灰》有詳細的交代：
“魯迅作《中國小說史略》，以日本鹽谷溫《支那文學概論講話》爲參考書，有的內容是根據此書大意所作，然而並未加以註明。當時有人認爲此種做法有抄襲之嫌，父親亦持此觀點，並與陳源談及，1926年初陳氏便在報刊上將此事公佈出去。”
當魯迅與陳源因爲所謂的“抄襲之嫌”而大打筆仗時，挑事者顧頡剛卻躲在幕後捏着鼻子不吭聲。這一方面表明了他的怯懦——自知不是魯迅的對手，只敢在背後說幾句捕風捉影的壞話，倘當面鑼對面鼓，他就不敢了;另一方面，也顯露了他的不仗義——陳源是因爲發表了他顧頡剛的看法而遭魯迅痛擊的，倘若他能站出來承認這一點，至少也可以分散魯迅的火力點，讓陳源保住一點可憐的臉面。事實上，顧頡剛對此一直諱莫如深，如果不是其女兒顧潮在書中披露了這回事，幾乎所有的人都被矇在鼓裏。顧頡剛的“深沉”耐人尋味。
1927年，顧頡剛與魯迅都在廈大任教，成了同室辦公，同桌用餐的同事，這時候的顧頡剛恐怕早就忘了一年前他對魯迅有過一次惡意中傷，他不僅像沒事人那樣和魯迅交往，且涎着臉和魯迅套近乎。顧潮這番話便是明證。
“當時，父親與魯迅之間還是很客氣的。父親所編《辨僞叢刊》之一的宋濂《諸子辨》出版後，曾贈魯迅一冊(見魯迅日記，1926.9.8);那時胡適來信囑父親撰《封神榜》序，父親在覆信中說：‘《封神榜》的序，接信後即從事蒐集材料，並將本書看了一遍。只因到廈門後參考書太少，尚未下筆。魯迅先生已爲我函日本友人，囑將內閣書庫所藏明本之序文抄出，因看書目上有‘明許仲琳編’字樣，序文必甚重要。兩星期後，必可得到復書。’”
贈書給魯迅，當然是在討魯迅的好，而魯迅也被他的“假象”所迷惑，居然爲他“函日本友人，囑將內閣書庫所藏明本之序文抄出”。不難想象，顧頡剛給胡適寫這封信時，內心是十分得意的，背後捅了對方一刀，還能讓對方爲我所用，如此本領，幾人能比?不過，紙終究包不住火，搬起石頭的人一不留神就會砸了自己的腳，一旦魯迅認清了他的本來面目，他對顧頡剛的印象也就刻骨銘心了。
顧頡剛在其《自傳》中曾說：“我一生中第一次碰到的大釘子是魯迅對我的過不去。”那麼，魯迅爲什麼要和他顧頡剛“過不去”呢?顧頡剛女兒顧潮在《歷劫終教志不灰》有過兩種推測。
“我一生中第一次碰到的大釘子是魯迅對我的過不去”
顧頡剛在其《自傳》中曾說：“我一生中第一次碰到的大釘子是魯迅對我的過不去。”
那麼，魯迅爲什麼要和他顧頡剛“過不去”呢?顧頡剛女兒顧潮在《歷劫終教志不灰》有過兩種推測。
顧潮在書中提到，1921年底，魯迅作《阿Q正傳》，其中說到“阿Q”之名爲“桂”或爲“貴”，只有待於“有‘歷史癖與考據癖’的胡適之先生之門人”的考定了;顧潮認爲，魯迅這句話“便是譏諷那年春天胡適著《紅樓夢考證》而父親助其蒐羅曹雪芹家世等史料之事。”
顧頡剛在日記裏也提到了這件事：“而彼所以致此譏諷者，只因五四運動後，胡適以提倡白話文得名過驟，爲北大浙江派所深忌，而我爲之輔佐，覓得許多文字資料，助長其氣焰，故於小說中下一刺筆。”顧潮根據以上兩點，得出如下結論：
“由此看來，父親的師承關係註定了他以後是逃不脫魯迅的攻擊的。”
我認爲顧潮的推測不能成立。倘魯迅因爲顧頡剛的“師承關係”而註定要攻擊顧頡剛，那麼，1927年在廈大，魯迅不可能接受顧的贈書，更不可能爲顧頡剛“函日本友人”。
前文曾說過，是顧頡剛在陳源面前說魯迅抄襲了日本人的文章，後者將這一看法公開發表，遭到魯迅痛擊。顧潮的另一種推測是：“爲了這件事，魯迅自然與父親亦結了怨。”顧潮這一推測更爲離譜。因爲關於“抄襲之嫌”，魯迅一直認爲是陳源對自己的惡意中傷，他根本不知道，謠言的製造者是顧頡剛。否則，以魯迅的脾氣，決不可能只對陳源不依不饒，而對顧頡剛網開一面。而且，倘魯迅知道顧頡剛在陳源面前造了自己的謠，他會在廈大與顧“同室辦公，同桌進餐”嗎?會“函日本友人”爲顧頡剛找資料嗎?
顧頡剛在給胡適的一封信中曾說：“這四個月中，我的生活不安定極了。去年我初到廈門時，曾勸語堂先生不要聘川島，熟知這一句話就使我成了魯迅和川島的死冤家。”事實果真如此嗎?我們自然不能聽顧頡剛的一面之辭，要想弄清問題的真相，我們還是讓史料說話吧。以下材料，或出於顧頡剛之口，或出於顧潮之文，其真實性、權威性自不待言。
雖然顧頡剛“曾勸語堂先生不要聘川島”，但語堂先生沒聽他的話，反而決定聘用川島。顧頡剛失望之餘，向胡適大發牢騷：“川島要來了，這使我很怕;這種人的挑撥，未能成毫末之事而失敗邱山之功。語堂先生不察，引爲同調，徒然自取咎唳而已。我好在不管事務方面，且不預備久居，和他不生關係;但惜陳嘉庚先生辛苦得來之錢所經營的事業將爲他而減少效果耳。”
顧頡剛在其《自傳》中曾說：“我一生中第一次碰到的大釘子是魯迅對我的過不去。”那麼，魯迅爲什麼要和他顧頡剛“過不去”呢?顧頡剛女兒顧潮在《歷劫終教志不灰》有過兩種推測。
問題的關鍵是，川島根本沒想到顧頡剛會勸語堂先生不要聘他，因爲，他和顧頡剛是北大同事，也同是《語絲》成員，他很自然地認爲顧頡剛會幫自己的忙，所以，他曾請顧頡剛替自己在廈大謀個職位，關於這件事，顧潮在書中說得很清楚：
“父親與川島是北大同事，亦同是《語絲》成員，大概川島曾託父親替自己在廈大謀職，父親儘管從工作考慮不贊成其來廈大，但從私人面子上考慮不便回絕，所以當得知林語堂有意聘川島時便復書告川島‘事已弄妥’，這是私人交往間常有的事，但魯迅知道後認爲父親使出‘陳源之徒’的‘手段’(魯迅致川島信，1926.11.21)，或許這就是魯迅說父親‘陰險’的依據。而川島抵廈大後，也常在魯迅面前敗壞父親。”
真的應該感謝顧潮女士，雖然她這番話表述得不夠流暢，但事情的來龍去脈已再清楚不過。原來川島很信賴顧頡剛，所以託顧爲自己在廈大謀職，顧頡剛“不便回絕”，也就是說答應了。但他前腳答應川島說願意幫忙，後腳就趕到林語堂那裏“勸語堂先生不要聘川島”，遺憾的是，“語堂先生不察”，竟然將川島“引爲同調”，決定聘用川島。顧頡剛聞聽此言，一方面給胡適寫信，發泄其對林語堂和川島的不滿;另一方面也給川島去了一封討功邀賞的信，說“事已弄妥”。“事已弄妥”四個字在這裏真的應該好好玩味一下，所謂的“事”就是指川島託他爲自己在廈大謀職的事，“弄妥”，是誰弄妥的，當然是他顧頡剛“弄妥”的，這樣一來，川島自然會對他感激不盡。一方面勸林語堂不要聘用川島;另一方面，又寫信告訴川島，你託我的事，我已幫你辦妥，如果顧頡剛是這樣一種人，你還會對他有好感嗎?
弄清了事情的原委，我們除了佩服顧頡剛的“處變不驚”，還能說什麼呢!至於魯迅因此說顧頡剛陰險，“而川島抵廈大後，也常在魯迅面前敗壞父親”，在我看來是不如此便不正常的事了。
這件事使魯迅看清了顧頡剛的真面目，他在致許廣平信裏這樣評價顧頡剛：“此人頗陰險，先前所謂不管外事，專看書云云的輿論，乃是全部爲其所欺”。自此以後，魯迅在文章中，總是以“紅鼻”一詞指代顧頡剛。有人說，魯迅此舉過於刻薄，但我認爲，既然顧頡剛“陰險”在前，魯迅“刻薄”在後，恐怕也是可以理解的。而那些對魯迅的“刻薄”津津樂道，對顧頡剛的“陰險”諱莫如深者，在我看來即使不是別有用心的，也是很不公允的。
顧頡剛在文中還曾說過這樣的話：“有一個基督教牧師堅勸我信教，他說：‘凡人都有罪過，只有信了教，纔可因你的懺悔而得到上帝的赦免。’我說：‘我是一生不做罪過的，自己既不須懺悔，上帝也無所用其赦免。’這位牧師驚訝，彷彿這種人是不該有的，但我自問從小受了祖母的教訓已達到了這個階段。”
顧頡剛這番話說得實在太大了，一生都沒做過需要懺悔的事，世上有幾人能達到“這個階段”?難怪牧師聽了要驚訝，我想任何人聽了恐怕都會驚得“舌撟而不能下”的。人無完人，孰能無過?顧頡剛一生真的沒做過應該懺悔的事嗎?當然做過，而且不止一件。
1923年，袁世凱派人在上海暗殺了宋教仁，全國上下大爲震怒，掀起反袁的二次革命，顧頡剛的好友陳翼龍投身其中。當6月顧頡剛離京之前，陳氏把一網籃別人給他的信交顧頡剛保存，並囑其代爲作傳留念。顧頡剛自然一口答應。7月底，陳氏被捕，旋即被殺。顧頡剛害怕被牽連，將陳氏一網籃的信件全部焚燬。事後，他說：“我一生沒有做過對不起朋友的事情，這次竟辜負了死友的諄囑。‘使死者復生，生者不愧乎其言’，我在這句話的前面是一個徹底失敗者了。”
顧頡剛在其《自傳》中曾說：“我一生中第一次碰到的大釘子是魯迅對我的過不去。”那麼，魯迅爲什麼要和他顧頡剛“過不去”呢?顧頡剛女兒顧潮在《歷劫終教志不灰》有過兩種推測。
說自己“一生沒有做過對不起朋友的事情”，又說自己“竟辜負了死友的諄囑”;說自己一生沒做過需要懺悔的事，又說自己“在這句話的前面是一個徹底失敗者”，顧頡剛的自相矛盾是不是太刺眼了一點?
做學問方面，顧頡剛極具叛逆性，但在家庭中，卻是一個唯唯諾諾的溫順孝子。“即使父親具有天生獨立的、叛逆的個性和日益增長的學識，即使他在最高學府中能有批判古今權威的勇氣，但是在這種封建家庭的樊籠裏他只是一個無助的囚徒，對於長上只有孝敬和服從，卻難以反抗。”
顧頡剛前妻徵蘭生病，顧頡剛一再寫信催請長輩准予妻子去醫院治療，但長輩們置之不理。不久，妻子病重，“他希望將妻子送入醫院，即使無法挽救，也算盡了一份心意，卻被長輩斥爲‘多費’。病人怕煙怕熱，他提出一些改善居室環境的建議，也被阻止。對此，他憤懣之極，也無奈之極。”顧頡剛妻子徵蘭因延誤治療而於1918年撒手而去。
顧頡剛因不敢和長輩據理力爭，眼睜睜地看着妻子被病魔奪取生命，莫非他在家中如此膽怯，對家中長輩如此忍氣吞聲?那倒也未必，關鍵要看對什麼事，如果顧頡剛認爲某事值得抗爭，他發起倔脾氣來，家中長輩也會懼他三分的。
徵蘭是1918年8月去世的，1919年5月，顧頡剛就與殷履安結婚了。
“婚後，兩人相親、相知、相愛。按照舊俗本無蜜月之說，新娘應是‘三日入廚下，洗手做羹湯’的，父親打破了這種老例，以給自己醫病爲名，攜妻將蘇州園林逐一遊玩;一個多月後一同到杭州爲子虯公作壽，又在西湖的青山綠水間盡情徜徉。家中長者對此頗多爭議，說他破例、費錢、不知生活艱難，竟敢做其父所不爲之事。但他不以爲然，爭辯說不如此便無法治癒自己的失眠症。”
徵蘭患病，爲給妻子治病，顧頡剛忍氣吞聲、唯唯諾諾不敢和家中長輩據理力爭;新婚燕爾，爲和新婦度蜜月，顧頡剛則理直氣壯、我行我素，根本不把家中長輩放在眼裏。顧頡剛忽軟忽硬，飄忽得讓人難以捉摸。
不敢違抗家中長輩的命令，沒有將妻子徵蘭送進醫院治療，眼睜睜地看着病魔折磨並最終吞噬了妻子，如果這件事，也是顧頡剛所無須懺悔的事，那他的一生，恐怕確實沒什麼可懺悔的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