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方面
完善制度
所謂御家人制，是以儒家的“忠”、“義”思想爲核心，以土地爲媒介結成的與武士之間的主從關係。也就是說，凡投靠到源賴朝麾下的武士，一律作爲源賴朝的家臣，必須無條件地聽從賴朝指揮(奉公)。成爲御家人的武士，其效忠的具體行動，主要是承擔軍事義務，戰時從軍，平時擔任警衛。警衛以京都警衛爲最重要，稱“京都大番役”。源賴朝作爲主君(鎌倉殿)，保護他們的切身利益，即經濟上保障他們原有領地不受侵犯(本領安堵)。政治上保護他們對原有領地的統治權。源賴朝對御家人的這種保護，被稱作“御恩”。此外，凡仕奉賴朝有功者，還可在原有領地之外，賜與新恩地(新恩給與)。新恩地實際上是賴朝把沒收來的莊園，作爲自己的領地，賜給立功的武士。
關東地區的武士要成爲御家人，必須直接參見賴朝，得到賴朝的“本領安堵”的親筆手書後，纔算合法。但是隨着形勢的發展，地域的擴大，特別是關西一帶原在平氏統治下的武士陸續表示效忠以後，手續日漸簡化，即只要“運志於源家之輩，注出交名”，得到源賴朝的代表者的手書，便可成爲御家人。
然而治理各地的國政，本是由朝廷任命的國司進行的，而國司之職也是由朝廷任免的。源賴朝的這種直接領地安堵和直接任命官吏的舉動，實際上是一種無視朝廷的行爲。石橋山會戰以後，源賴朝率軍返回鎌倉着手的第一件事，就是建立御家人的管理機關——待所，任命和田義盛爲侍所另別當。
源賴朝在御家人內，還制定了嚴格的推舉任官制度。關東御家人不蒙內舉，不得任官。凡經他本人推薦者，方可在朝廷內任宮，違反者不論功臣或骨肉，一律從嚴處理。最典型的一例，就是源賴朝的同胞兄弟源義經，由於違背御家人制度，私自接受朝廷授命，受到了嚴厲的處置。御家人制度由此成爲鎌倉幕府的基石。
爭取支持
源賴朝所到一處，每取得一步勝利，都要進行論功行賞。最早的一次論功行賞，是在富士川戰役取得全勝後的1180年陰曆十月二十三日，源賴朝率軍返回鎌倉的途中，進人相模國後舉行的。凡在舉兵以來的二個多月中，跟隨賴朝轉戰南北、出生入死的東國武士，或給予“本領安堵”，或“令浴新恩”。
由於源賴朝諾言的實現，他得到了更多武士的支持和效忠。這次大典，標誌了以賴朝爲主宰的武家政治的開始。此後，每有機會，賴朝就不失時機地舉行恩賞。有的受賴朝信任的御家人更是被任命爲守護、地頭或國司、介等。例如滅掉佐竹義秀之後，賴朝沒收了義秀的舊領常陸國奧七郡、太田、糟田、灑出等，分別作爲恩賞分給立有功勳的武士。後來，被沒收的平氏舊領地，也相繼恩賞給了御家人。
經濟方面
源賴朝採取的具體措施是：首先，通過“本所安堵”和“新恩給與”政策，穩定社會局勢，爲發展農業生產提供有利條件。前面已經提到過，“本所安堵”和“新恩給與”政策，既是賴朝興兵之初提出來的政治口號，也是賴朝一貫奉行的經濟措施。當時，與賴朝結成御家人的武士，除了少數地方豪族武士之外，大多是在地領主和名主階層。他們既是某一地域的軍事實力的實際擁存者，又是生產的具體組織者，是社會安定、生產發展的重要因素。賴朝實施的“本所安堵”和“新恩給與”政策，確保了他們地位的穩固，不僅爭取了他們的軍事實力，擴大自己的力量，同時也充分地調動了他們組織生產的積極性，保障了農業生產的順利進行。
其次，推行“鎌倉殿勸農使”制。對於給與安堵或新恩的御家人，源賴朝還授予他們“鎌倉殿勸農使”的身份。通過這種形式，讓他們平日組織所屬百姓進行農業生產和開墾，從而履行對源賴朝應負的義務。這就意味着他們除了對“鎌倉殿”負有御家人役、京都大番役、臨時軍役等義務之外，在經濟上還必須聽命於賴朝的指揮。他們在本領中的居所，既是賴朝的地方軍事指揮所，又成爲其開墾和勸農的機構。這樣，源賴朝通過授與勸農使之職和設置地頭等手段，建立了自己直接管理經濟的體系。由於對農業生產的重視，當時農業生產有了明顯的發展。農業的發展和技術的進步，促進了農業生產力的提高，產生了大批剩餘農業物品，從而促進了手工業和市場的發展。經濟的繁榮，奠定了幕府統治的穩固基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