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禁娼”並非政策性的，所以相當乏力，針對禁娼呼聲，出於淨化社會環境、調整倫理秩序、規範官場行爲的需要，古代朝廷多會對賣淫嫖娼行爲從政策上進行限制，這種限制可以看成是古代中國的“法律禁娼”。
在古代中國，“法律禁娼”很多時候是有條件的“掃黃”，古代中國的性工作者生存模式比較複雜，有宮妓、官妓、營妓、家妓、私娼、暗娼等，這些性工作者的來源早些時候是奴隸性質的女子、戰爭俘得的女人，後來則以失夫女、罪人(臣)女、賣身女爲主，但每個朝代幾乎都禁止“逼良爲娼”，從准入機制上進行控制，避免社會風氣整體變壞。如明朝法律就規定：“凡娼優樂人買良人子女爲娼優”者，“杖一百”。
與此同時，又對性消費者即所謂嫖客的性消費行爲進行限制，其中尤以對負有社會責任的官員的限制最多最嚴，如宋代，便禁止官員狎妓，趙禎(宋仁宗)當皇帝時便規定，負責分管刑獄的官員提點刑獄不得召妓，當時的說法是“不得赴妓樂”。
四五十年後，趙頊(宋神宗)當皇帝時則擴大到整個監司範圍，不僅是提點刑獄，所有監察官員一律禁嫖，但也有例外，一年365天中有一天可以“放鬆”一下，就是趙頊過生日那天的“聖節”，時人詩句中所謂“共君今夜不須睡，未到曉鍾猶是春”，說的就是“聖節”之夜的情形。
在古代中國所有朝代中，唐代的性產業是最發達的，性工作者的素質也最高，當時唐政府確立了官妓制度，從法律上給性工作者一個地位，賣淫成了合法的產業。
當時，唐政府設立專門的管理機構“教坊”，對在京師營業的娼妓予以統一管理，所有從業人員均須註冊登記，登記後須進行崗前“職業培訓”，嗓子好的培訓成歌妓，有音樂天賦的擔任樂妓，身段好的發展爲舞妓，有點酒量的則做飲妓，等等，所以，在唐代詩人的作品中總有青樓女子的影子在字裏行間晃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