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個民國時期是西醫在中國開始流行的時期，在這一段時期裏，由於中國西醫醫生的高度稀缺，也由於各種不平等條約的保駕護航，導致了大量的日本醫生在中國行醫……也客觀地導致了一些醫療事故的發生。由於這些醫療事故的主治醫生是日本人，所以，日本醫生，就跳進黃河洗不清了……
1936年10月19日，魯迅因肺病病死，當時，魯迅的家屬並未對魯迅的死因提出異議和疑問。但是，多年之後，魯迅的親生兒子——周海嬰卻開始懷疑魯迅是被日本醫生以“故意拖延治療”的方式暗殺的。
我們聽聽，周海嬰是怎樣指控的：
“……自（1936年）6月以後，父親（魯迅）的疾病更令人擔憂了，六月末的這一天，他在自己的日記中追述說，自五日以後，日漸委頓，終至艱於起坐，（日記）遂不復記……可見他的病是相當嚴重了……10月19日清晨……只見許媽眼睛發紅，但卻強抑着淚水，遲緩地對我說：‘你爸爸沒了……’我急促地奔向父親的房間，父親仍如過去清晨入睡一般躺在牀上，那麼平靜……1949年7月，叔叔周建人寫信給我的母親，說：‘魯迅死時，上海即有人懷疑是（日本人）須藤醫生所謀害或者延誤，記得您告訴我說老醫生（須藤）的治療經過與實際治療不符，這也是疑點之一，今您既然在上海，是否可以探查一下，須藤醫生是否仍在上海？’……1949年10月，叔叔周建人在《人民日報》登報公開質疑須藤醫生的治療……叔叔周建人告訴我父親臨死前，確實肺病極重，美國醫生鄧肯檢查之後對我們說：‘病人（魯迅）的胸膜裏有積水，要馬上抽掉……至少可以活十年，否則活不過半年……’而須藤醫生則一口否定美國醫生的診斷，直到一個多月後才承認，纔開始抽積水……叔叔（周建人）接着說：‘上邊這些話，是你爸爸媽媽親自講給我聽的，那時我和馮雪峯談過，但是他（魯迅）仍然贊成須藤醫生繼續看下去，而擱置了美國醫生的建議，結果半年之後，（魯迅）就去世了……魯迅死後，須藤醫生寫了一張治療經過，使用了何種藥物等，你母親（許廣平）說這份報告不符合當時治療的實際情況……’須藤醫生在我父親去世之後，再也沒有遇到過……當時叔叔對馮雪峯講，現在中日關係緊張，最好不要找須藤醫生看病了吧，馮雪峯當時猶豫了一下，說：‘還是叫他（須藤）看，大概不要緊吧……’我懷疑須藤是故意拖延父親的治療……”
（周海嬰的指控，出自於周海嬰著《魯迅與我七十年》，南海出版公司，2001年版，第54～64頁。）
很顯然，周海嬰指控是日本醫生須藤五百三故意治死了魯迅。
讀者要注意一點：魯迅逝世時，周海嬰年僅七歲。他當時並不懂事，一切都是事後聽來的。
這份並非是唯一的指控書，周海嬰在多年之後，又寫了一篇名叫《魯迅之死疑案》的文章，廣泛發表在中國各媒體。在該文中，周海嬰說：
“……1936年春，宋慶齡、史沫特萊便介紹美國的肺病專家鄧肯醫生給魯迅看病。經過聽診、叩診之後，鄧肯醫生確診爲肺結核病晚期，並提出了治療方案。之後，父親又去另外一個有拍片條件的醫院拍了一張X光胸片，證實鄧肯醫生的診斷極其準確。然而須藤先生纔在3月19日確定爲系‘消耗性熱型’，做‘穿刺實驗’得微黃色透明液，檢查咳痰爲結核菌陰性，也就是還沒有認爲或懷疑肺結核晚期。三個月之後，6月23日查出‘咳痰多結核菌陽性膿球’。在X光片、結核菌陽性膿球確鑿無疑的情況下，須藤醫生才最後不得不確診爲肺病晚期……日本須藤醫生和魯迅的醫患關係，是自1934年11月開始，親手接觸治療近乎兩年，達到百多次……魯迅終究因何而死，我堅信這樁‘疑案’終將會大白於天下的……”
給魯迅治病的這個日本醫生“須藤”，其全名叫“須藤五百三”。
總結上述的兩份指控文，周海嬰的主要觀點總結如下：
1.魯迅病重（肺結核）。
2.周海嬰當年七歲，不懂事，對診療過程不清楚。
3.魯迅的弟弟周建人事後多年纔開始懷疑日本醫生須藤五百三。
4.須藤五百三是魯迅聘用了長達兩年的家庭醫生。
5.魯迅相信日本醫生須藤五百三的療法，而懷疑美國醫生鄧肯的療法。
6.魯迅被須藤五百三治療了幾個月之後，不治身亡。
那麼，魯迅原本是怎樣得的肺結核呢？
我們來聽聽魯迅先生的妻子許廣平是怎麼說的：
“……我第一次到他（魯迅）北京寓所訪問之後，深刻的印象是他（魯迅）抽菸時刻不停，一支完了又一支……滿地狼藉着菸灰、煙尾巴……魯迅的節儉有時讓人看不過去，例如抽菸，直至燒手或者甚至燒口，真正沒法拿了，才丟掉……我實在太簡單……盡買些廉價的香菸供給他……日積月累地做慢性殺害他的事……他生病時，須藤醫生忠告他：如果吸菸，吃藥是沒用的……後來病總算好點，我卻又親自給他用劣等香菸毒害他，這真是我無可饒恕的罪行……”
（許廣平的這段證言，出自於許廣平所著《十年攜手共艱危：許廣平憶魯迅》，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135～137頁。）
從許廣平的回憶裏，我們看得出來：
1.魯迅長期大量抽菸，是個“重量級”菸民。
2.而且，魯迅所抽的是價廉、質劣的香菸。
3.魯迅抽菸由於捨不得浪費，常常將整根香菸吸完。
有過吸菸經驗的讀者，讀到這裏，應該能明白，這種抽菸法，不但抽菸量大，而且抽的還是劣等煙，還常常將整根香菸吸完……長此以往，不得肺病纔怪。
我們再來聽聽許廣平女士對魯迅生命中最後一天的回憶：
“……須藤（五百三）醫生來了，給他（魯迅）注射，那時他雙腳冰冷，醫生命我們給他敷熱水袋，包裹起來……六點鐘左右，看護婦來了，給他注射……看見他已頭稍微朝內，呼吸輕微了……連打幾針，都不見好轉……須藤醫生說過了這一夜，再過了明天，就沒有危險了……我千呼萬喚，也不見他（魯迅）應一聲……”
（許廣平的這段回憶文字，出自於許廣平所著《十年攜手共艱危：許廣平憶魯迅》，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5～8頁。）
我仔細讀了這一章，沒有發現許廣平指控日本醫生須藤五百三故意誤診、毒害魯迅一類的文字。
我們來看看本案的“頭號犯罪嫌疑人”——日本醫生須藤五百三，自己是怎樣說的：
“……魯迅先生生來就不是健康的體質……四十歲左右就患了胃擴張病……四十四歲的時候已經有了肺結核病的初期感覺……他說吸菸一事要減也減不了，自己無論如何離不開香菸……到後來，減少至每天抽15根……我要是知道他去世得這麼快的話，我真不該強制限制他最愛的香菸了……想起來我還覺得很抱歉……（魯迅）先生的死，爲什麼會這樣快呢？說起來，是從10月18日午前3點鐘開始，舊病支氣管哮喘發作，呼吸困難，引起心臟性喘息……終於成爲不歸之客人……”
（須藤五百三的這篇自白文，最早發表在1936年11月15日版的《作家》第2卷第2期，而收錄在河北教育出版社《海外迴響：國際友人憶魯迅》中，2000年12月第一版，第60～65頁。）
可見，須藤五百三認爲：
1.魯迅是病死，須藤五百三自己已經盡力醫治了，沒有責任。
2.須藤五百三曾經強制魯迅減少吸菸量，魯迅勉強減少至15根／天。
魯迅在肺結核病重期間，經過須藤五百三的強制性要求，仍然每天至少抽15根香菸，可見魯迅在得病之前，其抽菸量該有多大。
須藤五百三在這篇自白文的尾部，還附上了一份《魯迅先生病狀經過》，詳細地記錄了1936年3月2日至10月18日魯迅的病情和治療的過程，收錄在上述文獻《海外迴響：國際友人憶魯迅》的第63～65頁。有興趣的讀者可以去查閱它。我於此，部分摘錄如下：
“……本年3月2日，魯迅先生突罹支氣管性喘息症，承招往診，當時驗得病者體格中等，營養稍差，食慾缺乏，近一年半來，常患便祕，致每隔四日，總需利緩下劑或洗腸用藥。喘息發作之日症狀及醫治經過如下：循左肩胛上部、右鎖骨上下窩及第三四肋間部、胸骨緣深處有似水泡之聲響。時作咳嗽，咯痰黏稠，或少或多，發熱最高在37.6°C左右，毫無知覺，泄尿無甚異常。右胸背面第7胸椎以下，呼吸之音細微，診察上肩胛骨下邊以下，詢問胸膜炎的已往情形，答稱並不知道。胃擴張至胸部之上，不時充滿動搖之水聲，並無飢餓之感，時常失眠……午前3時喘息又突然發作，午前6點半往診。當時即以跪坐呼吸營救，病者面色蒼白，冷汗淋漓，呼吸纖弱，尤以吸氣爲短微，體溫，脈細左右而軟弱，且時常停滯。腹部扁平，近兩肺處診聽有喘嗚，加以應急處置之後始稍轉輕，其不穩狀態亦似稍緩。午後2時往診，呼吸已較徐緩，然尚在乃46～52之間，脈軟弱，110～114次/分鐘。體溫下降，爲35°C左右。病者聲稱呼吸困難，情況不佳，頗呈衰憊不堪之狀，早晨以來僅進牛乳百公分。右肺喘嗚盡去，左肺亦然，診查左胸下半部覺有高而緊張之鼓聲，肋間亦覺陷落少許，心臟越過右界，橫徑約半指許。決定爲心臟下方右傾，肺動與脈搏二音如稍亢進，諒已引起所謂“氣胸”由於此病狀，以致雖儘量使之絕對安靜就眠，亦不能深睡，頻頻驚醒，聲稱胸內苦悶。心部有壓迫之感，終夜冷汗淋漓，自翌晨19日5時起，苦悶加甚，輾轉反側，延至5時20分，由心臟麻痹而長逝……”
那麼，魯迅是怎樣結識須藤五百三這位日本醫生的呢？原來是魯迅的日本朋友，上海內山書店的老闆——內山完造介紹的。
我們來聽聽魯迅先生生前這位好友——內山完造，是怎樣說的：
“……當時我立即打電話給須藤醫生，須藤醫生是魯迅先生非常信任的醫生，也是我十二分信任的具有高尚人格的醫生，他答應馬上去診視，我也立即趕去魯迅家，先生坐在藤椅上非常痛苦地喘息着，儘管這樣，先生右手手指間仍然夾着品海牌香菸……我告訴他須藤醫生馬上就來，他說謝謝，我感覺他說這句話非常的吃力，臉色非常不好……須藤醫生握住先生手腕診視脈搏……須藤勸（魯迅）先生：‘丟掉香菸吧……’他這才把香菸丟掉，於是，醫生給先生注射……第二天早晨，魯迅先生與世長辭……”
（內山完造的證詞，收錄在河北教育出版社《海外迴響：國際友人憶魯迅》，2000年12月第一版，第119～122頁。）
可見，內山完造在證詞裏指證：
1.魯迅信任日本醫生須藤五百三。
2.須藤五百三其人品德並不壞。
3.魯迅直至死前，仍然在抽菸。
4.須藤勸魯迅丟掉香菸，這是內山親眼所見的。
5.魯迅之死，純屬病死。
讀者需要注意，與日本許多侵華者不同，內山完造的確是一個親華人士，其在戰後於東京組建“日中友好協會”，1959年應邀參加“解放十週年慶典”，受到中國政府的高規格接待，而且死在中國並葬在中國。
前些年，具有內科醫生背景的浙江魯迅研究會學者周正章寫了一篇《魯迅先生死於須藤誤診誤治真相》，利用自己的醫學知識背景，分析研究了魯迅1936年5月所拍的X光胸片、診療病歷、用藥過程，做出了他旗幟鮮明的結論：日本醫生須藤五百三，對魯迅肺病的治療，具有不可推卸的“誤診誤治”的醫療事故責任。
這篇文章早已公開，讀者不難尋到，其文冗長，而且醫學術語衆多，不適合一般讀者閱讀，哪怕我讀起來，仍然十分吃力，於此暫不摘錄。但是，周正章的論文，仍然未能合理解釋以下的問題：
1.沒有人逼迫魯迅找日本醫生治病，是魯迅自己信任日本醫生。
2.用現代先進醫療技術的標準，去研判六七十年前的舊時代醫生診病的處方單子，這種研究問題的方法，似乎有待商榷。
3.“誤診誤判”並不等於“蓄意謀殺”。而且，須藤醫生勸魯迅“戒菸”，該行爲似乎又與“蓄意謀殺”相悖。
4.須藤五百三認識魯迅並非一朝一夕。須藤自1934年開始給魯迅一家當家庭醫生。魯迅自從1936年6月份起，病情就已經相當嚴重了，須藤五百三“誤診誤治”了長達4個月之後，才最終把魯迅“治死”。如果從1934年初當週家家庭醫生算起，須藤的“殺魯”計劃（如有），實施了兩年多之久，可謂曠日持久，真有耐心。
5.在民國時期，肺結核俗稱“癆病”。“十癆九死”，當時的肺結核，就是絕症，魯迅患上肺結核之後，死期指日可待。如果說須藤五百三明知魯迅行將就木，日子不長了，還要“迫不及待”故意“誤診誤治”，故意把魯迅“治死”，其必要性和邏輯合理性，需要作進一步的解釋。
魯迅是左翼作家聯盟的人，也是主張抗戰的。1936年是中日關係緊張年。魯迅不應該對日本人喪失警惕。如果信不過日本醫生，就不要找日本醫生治病。而一旦找了日本醫生治病，並因而被治死，那麼，家屬要麼到租界當局報案處理，要麼只好怨魯迅太過相信日本人，還能怪誰呢？
行文到此，我想，如果我們必須要從魯迅之死一案中吸取什麼經驗教訓的話，依我看來，似乎以下的經驗教訓，是比較穩妥的：珍愛生命，拒絕抽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