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5年，日本爲挽救由外貿入超所造成的外匯匯價下跌低落狀況，向海外輸出、支付黃金，同時在國內採取緊縮政策，控制通貨發行。隨着物價的低落，利潤率也開始下降，一年之內工業利潤率由17%直線下降至116%。實力薄弱的公司、銀行開始動搖。1927年3月15日，東京的渡邊銀行、赤地儲蓄銀行被迫歇業，繼而東京的中井銀行於19日亦被迫歇業。東京、橫濱的中小銀行都瀕於危機，整個金融界日趨不穩，一片恐慌。政府立即鬆動銀根，在短期內發放大量貸款企圖拯救銀行，穩定金融形勢，但危機繼續擴大。4月初，大阪的近江等三家大銀行歇業。4月21日，連有天皇存款的東京第十五銀行也歇業了。4月22日、23日，全國銀行及信託公司全部歇業。股票指數也急劇下跌，4月22日，所有交易所歇業。
當日本尚未從金融危機的打擊中完全恢復時，1929年10月發端於美國的資本主義世界經濟危機又很快波及日本。1930年春，日本開始捲入這場大危機。1931年，日本工業總產值僅爲1929年的675%。對外貿易額，1931年6月與1929年6月相比，輸出總額減少373%，輸入總額下降403%。1930～1932年，日本資本劇減和倒閉的公司及銀行數量，均遠遠超過資本增加和新設的公司及銀行數量。僅在1930年，工商業公司就倒閉了823家，資本劇減的達311家。危機在農業中也蔓延深化，先是1930年農產品價格暴跌，農民連簡單再生產也難以爲繼;繼而1931年發生了全國性的大歉收，農業陷入了災難的深淵。
自金融危機起，壟斷資本主義集團在日本疾速發展。首先是與國家資本相結合的大壟斷銀行及其勢力顯著發展。僅在1928年，全國就有265家銀行被政府“整理”了，以至於全國商業銀行的存放款總額中竟有三分之一以上屬於三井、三菱、安田、住友四大財閥銀行和第一銀行。1931年和1932年，這個比重上升至40%。20年代末期至30年代初期的大危機促使壟斷更顯著地發展起來。危機期間及此後，日本的紡織業壟斷於五大公司之手;制麻業則統一由安田公司壟斷;水泥業壟斷於兩個大公司;造紙業壟斷於三大公司，後又合併於三井公司;製糖業由三大公司壟斷;麪粉業則壟斷於兩大公司;煤炭業方面，三井、三菱、貝島、古河、安川、淺野六大資本壟斷了全國煤炭產量的62%，三菱、三井兩財閥又佔了其中的70%。除上述外，硫胺、人造絲、電力、私營鐵路等方面也基本上由三井、三菱、安田、住友四大財閥集團所壟斷。1929年，日本的卡特爾爲21個，1930年達31個，1931年猛增至54個。在鋼鐵、繅絲、啤酒、汽車等工業部門和北洋漁業中，托拉斯組織也迅猛發展起來。
日本國土狹小、資源貧乏，明治以來一直將對中國及朝鮮的擴張、掠奪作爲其“富國強兵”的基礎。日本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發展也依賴於中國及朝鮮作爲其原料基地與市場，經濟危機更強化了這種依賴性。由此，日本壟斷資本通過政府與日本軍國主義更緊密地結合起來，促使日本經濟向軍事化方向發展。20年代末期，日本政府在產業合理化的名義下強制推行組建卡特爾，並制定了重要產業統制法和針對中小企業的工業協會法，以及對出口業的出口協會法。重要產業統制法以國家權力強化大財閥對主要產業的統制力，使其發展符合軍國主義的內在要求。
根據此法，1931年8月成立了重要產業統制委員會，由官僚、兩院議員、壟斷財閥組成。他們得到了軍方的有力支持，並和軍方保持着廣泛而密切的聯繫，這個委員會主導了日本經濟軍事化的過程。1928年，日本進口軍需物資的費用在其外貿輸入總額中佔39%，1929、1930年已增至41%。日本重工業則側重於坦克、艦船、飛機、汽車的生產及其基礎的建設。1931年夏末，三菱飛機制作所完成了國產重型轟炸機的生產。以國產坦克裝備的機械化兵團也於1931年夏天建立。立刻能轉化爲炸藥、毒瓦斯製造的化學工業、化肥工業、染料工業等，儘管處在危機中，仍有了很大發展。隨着日本經濟的軍事化，日本的陸、海軍裝備及其作戰能力有了很大的改善和提高。
20世紀30年代世界經濟危機最終促進了日本法西斯勢力與軍國主義的融合，導致日本法西斯勢力影響、左右國家決策。源於歐洲的法西斯主義是極端的民族主義和極權政治。早在1916年，日本狂熱的民族主義分子北一輝和大川周明就鼓吹日本應當成爲亞洲的霸主。爲實現此目標，他們倡導建立以天皇爲絕對權威的強權政治體制，培育國民忠君的“國體意識”，通過這樣的所謂“國家改造”使日本迅速強大起來。20世紀20年代初，他們的思想與東漸的歐洲法西斯主義結合，形成爲日本的法西斯思潮。北一輝與大川周明等一面在社會上廣爲傳播法西斯主義，一面在軍隊中積極進行組織活動。由於法西斯主義與日本軍國主義及其大陸政策有異曲同工之妙，所以在日本一經形成，就被統治階層與軍人集團廣泛接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