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裕昆，清乾隆時期瀋陽人，本名張又齡，字裕昆，號萬泉居士。迄今爲止，在現存所有清代官書以及東北地方文獻中，都無法找到張裕昆這個名字。如果不是我在韓國首爾大學從事研究期間於奎章閣圖書館收藏的《入沈記》一書中讀到他的事蹟，怎能相信乾隆年間的瀋陽城中竟有這樣一位曠世奇才!請看朝鮮文人李成仲在書中寫下的這段文字:
網絡配圖
“餘觀萬泉翁三十歲寫真，韶顏英風，藹然芳華。方其品題圖書，分列花石也，必有詞朋墨徒、高釋道流爲之左右，如蘭亭之羣賢、竹溪之六逸也。又若梧桐月上、芰荷風來，鶴避煙而魚吞墨也，必有玄談窮道德之妙，佳句得風雅之餘者矣。乃不使東海李成仲置身其間，而見翁於二十七年之後。”
文中將57歲的張裕昆讚美爲“蘭亭”羣賢中的王羲之，“竹林”七賢中的阮籍。試問在中韓(朝)兩國五千年的文化交流史中，哪一位中國學者得到過來自東鄰文人的如此褒獎?以筆者之寡聞，恐怕無人超過張裕昆!
李成仲本名李晚秀，字成仲，他寫下這篇文字的時間是在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九月。當年乾隆皇帝出關祭祀祖陵，朝鮮派出以左議政李福源爲首的“聖節及瀋陽問安”使團，前往瀋陽接駕。李成仲是朝鮮使團正使李福源的次子，考取了進士尚未補官，以李福源隨員的身份前往瀋陽。
張裕昆祖籍山東登州(今屬煙臺市)，其先人在清初被編入漢軍八旗。由於父親早逝，他爲了維持家庭生活，棄學從商，在30歲時過上了“品題圖書，分列花石”的富裕生活。由於張裕昆一沒有取得科舉功名，二沒有出仕做官，三沒有文學著述，四沒有鉅額財產，所以在清代地方文獻中見不到對他的任何記載。
由上述可知，他們兩個人的社會地位相差極爲懸殊。張裕昆出身普通的旗人家庭，不過是瀋陽城中一個衣食無憂的滿族商人，而李成仲卻是鄰國高官顯宦之子，前途無限的年輕進士。因此，他們兩人能夠在瀋陽城中萬泉河畔(今瀋陽市大東區小河沿路)相識，充滿了偶然性。
欲識名士真面目
按照乾隆帝的謁陵計劃，擬在七月末到達瀋陽，並在城中度過他的73歲生日。因此，朝鮮政府派出的“聖節及瀋陽問安”使團於六月十三日離開首都漢城，儘管在途中接到清朝禮部乾隆帝謁陵日期推遲至九月的通知，仍然於七月十九渡過鴨綠江，八月一日到達瀋陽外城，入住清朝安排的三義廟內。李成仲與同行的從弟李君稷(李福源之侄，本名李田秀，字君稷)便利用充裕的等待時間，拜訪瀋陽城中名士。然而，從八月初一到二十二日，李氏兄弟連續拜訪四位文士，均失望而歸。
查桐是他們拜訪的第一位名士(據阿桂等修《盛京通志》卷41記載:查桐爲浙江海寧人，監生出身，時爲遼陽州吏目)。豈知到瀋陽後的一週內，儘管他們逢人就問，打聽的結果卻是:查桐本人在遼陽做官，不是瀋陽人，由於官小，不可能來瀋陽接駕。
宣聰是他們拜訪的第二位名士(據阿桂等修《盛京通志》卷41記載:宣聰，乾隆乙未科進士，候選知縣)。李成仲兄弟在數日內接連三訪宣聰家，每次都碰壁而回。
張鳳鳴是他們拜訪的第三位名士(據阿桂等修《盛京通志》卷41記載:張鳳鳴爲湖北黃岡人)。但是，身爲奉天府治中的張鳳鳴以“此處多上官，不便見外人”爲由，拒絕和李成仲見面。
周錦是他們拜訪的第四位名士。因李成仲當天有事，由他的從弟李君稷與單姓生員一起去拜訪周錦，豈料歸來說:見周錦倒是非常順利，就是一問三不知，“且令學堂先生代談，頗失所望”。
張裕昆是他們拜訪的第五位名士，時間是八月二十三日上午。李成仲兄弟根據周錦提供的線索找到張家:“門臨萬泉河，十數間屋子，僅蔽風雨，可知寒士生涯。 ”院中有一老婦人，對來客說主人不在家。李成仲請她取來紙筆，給主人留一個拜帖，以便再次前來。老婦人進入屋內去取紙筆，過了一會兒，屋內走出一位“頒(斑)白顏發，中人身材，頗有林下氣”的男子，這是張裕昆留給李成仲的第一印象，似乎並無多少好感。
經商教子有華章
李氏兄弟被張裕昆請入內室，“四壁下放古今書籍，多是書鋪所未見者。幾碩茶香，淨灑可喜”。主客落座寒暄數語後，客人以“不嫺漢語”爲由，請主人拿出紙、硯筆談。李成仲書曰:“僕等東海鄙人也，初入大邦，願一與沈中名士會面……昨者，有人袖示《潘梅軒詩集》，卷中有先生跋文，真好文章，讀其文，不能不慕其人，今日特來相訪。”這段文字既表明了來意，同時也解釋了來拜訪張裕昆的原因。
網絡配圖
張裕昆看後，連連拱手，並且提筆寫道:“僕系布衣，並非名士。”客人問:“先生是民家，是旗下?”主人答稱是旗下人，又書:“僕是市人，實非命士。”李氏兄弟見張裕昆一再謙稱是“布衣”百姓，便接連寫下徐乾學、朱彝尊、顧炎武等清初著名學者的名字，以試探張裕昆的學問。張裕昆看出朝鮮客人的用意，回答之後，便主動發問:“貴國有閨秀許素(景)樊，八九歲能詠詩，果然否?”李成仲大吃一驚，忙問:“何以知其人也?”張裕昆答稱:“鄙所藏此文集矣。”而就這一答，足以讓客人明白主人絕非等閒之輩。試想一下，商人出身的張裕昆不僅知道朝鮮有一個八九歲能詠詩的女詩人，而且還收藏其文集，恐怕當時的進士也達不到他的飽學程度。
接下來，李成仲筆問:“宣聰文章寫的到底如何?”張裕昆答:“八股不過應制，詩文稍可。”其弟李君稷見進士出身的宣聰僅得到張裕昆“詩文稍可”的評價，趁機提筆寫道:“今來宅下蕭然，圖書已令頓消鄙吝。先生雖欲謙挹，能辭瀋陽名士之稱乎!”
張裕昆連忙轉移話題，問兄弟兩人居何官職?李成仲回答說:自己是進士，兄弟是秀才。張裕昆議論說，朝鮮的科舉制度強於清朝:“此中人汩沒於八股中，更無可觀”。他又拿筆寫下:“現今官途甚難，學人出仕，等三十年，猶難作州縣官。詞林出身雖清高，非家道殷富培植不可。某退居林下，教子務本業，亦足自娛，何必慕名士之虛名，而不能副其實也。”這段文字巧妙地表達了張裕昆不參加科舉考試的原因。例如，前面提到的進士宣聰就是如此。所以，張裕昆選擇了經商教子，過着隱士的生活。
話說至此，李君稷順勢向張裕昆提出:“先生必有詩文華稿，請一玩。”張裕昆答稱多年筆硯荒疏，沒有留下存稿，何況即使有也不敢呈覽，以免貽笑大方。隨後，張裕昆拿出《潘梅軒詩集》，問他們是如何找到這本書的。李君稷說是一個來自海州(今海城)的單姓生員拿給他們的，並且翻到書中《題張裕昆桐陰小照》處，指着題詩中“手把玉版愛談禪”句問道:“先生果愛此耶?”張裕昆筆答:“禪家頓悟，別有妙解。”表明自己確實很喜歡佛教的禪宗。
李氏兄弟向張裕昆告別時，雙方約定:以後張裕昆如果有時間，請到朝鮮使團住地相會;張裕昆若是不在家，則請朝鮮客人到張家後邊廣發號當鋪，或到城裏長裕號、長春號店鋪找他相敘。李君稷在當天的日記中寫道:
數十日東尋西找，終未見一人。此子雖未見大可意，亦自骯髒朊略少城市態，談說亦頻頻可喜，即其室中圖書，足令人開眼。是日與仲兄相顧怡然。
在以後的頻繁交往中李君稷才知道，說張裕昆的學識“令人開眼”，只說對了一半而已。
誰謂沈中無人士
八月二十六日，李君稷打算去拜訪張裕昆卻因雨受阻，正當他悶坐房中心情煩躁之時，忽然聽說張裕昆前來看望，將其迎入屋內，略作寒暄後，仍用筆談。李君稷問:“方今天下，誰爲第一文章?”張裕昆答:“愚困守家庭，實不知誰爲第一，不敢妄答。”李君稷又問:“天朝以朱彝尊爲文宗，果然否，毛西河淹博不減古之學者，而所論多與宋儒相反，今之君子以爲何如耶?”
網絡配圖
張裕昆的看法是:朱彝尊著作雖然很多，而文筆不如魏禧、侯朝宗、施潤章、王士禎和汪琬諸人，毛西河知識淵博，而生平喜好攻擊宋朝儒學大師朱熹，因此影響了個人的聲譽。他又補充道:“魏、侯兩人文集現在犯禁，故不傳。”魏禧和侯朝宗兩人蔘加過抗清鬥爭，思想上不承認清朝的統治，並在其作品中有所表現。乾隆帝借編纂《四庫全書》之機，大興文字獄，在全國範圍內收繳銷燬有反清思想的書籍，所以張裕昆說“兩人文集現在犯禁”，這也是宣聰等文人不願會見李氏兄弟的原因。
當日，李君稷在日記中再次寫下感受:
此日所與討論者，不過膜外說話，不足盡其所有，而即其數轉語也，覺透露面目，顯有暮年窮廬俯仰感慨之意。古今書籍亦可知涉獵頗廣，誰謂沈中無人士也。
八月二十七日，李氏兄弟第二次回訪張家，看到了張裕昆收藏的書法珍品:“淳化帖右軍父子卷，玄祕塔、董其昌臨黃庭經、鬆雪帖。皆非常品，玄祕、黃庭尤佳。”其中的“淳化帖”，又稱《淳化閣帖》，中國歷史上最負盛名的書法作品彙刻本，張裕昆收藏的“右軍父子卷”，即東晉書法家王羲之、王獻之父子的作品，因王羲之官至右軍將軍，故名。“玄祕塔”即《玄祕塔碑》，是唐朝著名書法家柳公權的作品。“董其昌臨黃庭經、鬆雪帖”，是明代書法家董其昌臨摹的書法精品。李成仲對張裕昆收藏的這些書法絕品豔羨不已，鑑賞後評論道:
“玄祕塔”最難佳品，而此帖不失顏公面目;董太史(即董其昌)筆來東者亦不少，而贗本甚多，此帖獨得晉人筆髓，盡難得矣。
九月初三日，李氏兄弟再次拜訪張裕昆。由於彼此已經十分熟悉，所以朝鮮客人把話題由書法詩賦轉向清朝的具體情況。例如，關於清朝的皇族姓氏，張裕昆答稱:“本朝本覺羅氏，翻華姓爲趙。”再如，關於旗地和民地的區別，張裕昆說:“旗地系自己買的，官兵有賞的，兵死則另給新兵;民地許旗下買，旗地不準民人買。”又如，關於漢軍的來源，張裕昆的解釋是:“國初，民人投順，撥在旗下，故名漢軍。”他的這些說法，不僅大致符合事實，而且有相當高的史料價值。
乾隆中期，清朝統一天山南北地區，設立伊犁將軍統轄，號稱“開疆展土二萬餘里”，並且陸續設立鎮西府、迪化直隸州(今烏魯木齊市)、阜康、昌吉、綏來、宜禾、奇台等府州縣。李君稷表示不相信:“開疆若至二萬之遠，則西域諸國當盡入內服，恐是傳聞之過也。”張裕昆肯定地回答:“此係實事，並非傳聞。建立安西府，新設州縣甚多，有《王會圖》可考。”既對朝鮮客人宣傳了清朝的強大，又展現了他豐富的地理知識。
雙方談興正濃，到了吃飯時間，張裕昆“設小酌以待”李氏兄弟。張裕昆多喝了幾杯，變得更加健談。李君稷見張裕昆情緒興奮，趁勢提出:“弊邦僻陋，文籍鮮少，貴案上《經義考》及《楞嚴經》若蒙見惠，當以土宜數種爲回禮。相契頗厚，冒羞奉凂，可許之否?”張裕昆當即痛快答應下來。
李君稷得到兩部書還不滿足，又向張裕昆請教書中的問題來。他提筆發問:“‘首楞’是何義?”張裕昆答:“佛三十二相，不見首相，不過最上義。”李君稷又書問:“乞食是何道理?”張裕昆十分幽默地寫道:“佛書檀施系一義，無所不施也。二先生要此數部書，僕獨不施乎?”說到這裏，三個人大笑起來，愉快地結束了這次會面。
論文談藝真風雅
九月初八日，李氏兄弟與朝鮮使團官員柳景明同去張裕昆家作客。因爲柳景明是朝鮮使團中的書法家，張裕昆通過李氏兄弟得其書法作品，所以邀請他前來做客。朝鮮客人發現主人做了精心準備:“東、西壁掛着數幅名人字畫，南壁揭今皇帝(即乾隆)御筆。幾硯爐碗，列覺淨灑。”在主人的書案上頭，還擺着一座古色香爐，上有明朝宣德年間的款識。
網絡配圖
柳景明已經從李氏兄弟處得知:張裕昆家中藏有不少書法珍品，“請見米元章、沈石田、趙鬆雪、仇十洲書”，然而，這一次張裕昆卻回答說:“唯有沈畫，趙則最多贗本矣。”隨即拿出沈石田(本名沈周，號石田，明朝著名畫家)的兩軸畫來，一軸是《淡墨山水圖》，另一軸是《錦莧圖》，供朝鮮客人欣賞把玩。對於那幅《淡墨山水圖》，李氏兄弟和柳景明一致認爲是沈石田的真跡，而且是他繪畫中的佳品。對《錦莧圖》儘管意見不一，也認爲即使不是沈石田的原作，也出自名家臨摹，絕非“俗筆錦莧”。
品評完沈石田的兩軸畫後，張裕昆又拿出一軸傅雯的《漁翁圖》，這是一幅罕見的指頭畫作，“筆勢蒼然，極有古意”。三位朝鮮客人見到這幅珍品，真是驚喜交集，全部目光都凝視在畫面上:
一漁翁被破布衣、穿麻鞋，右手持貫魚，左手荷釣竿，鬚眉欲動，依然有山澤氣味。上書“閭山傅雯寫意”。
李氏兄弟和柳景明邊觀賞邊讚歎“真是名畫”，急欲知道畫家傅雯的出身來歷。於是他們從張裕昆的筆下看到了這樣一個故事:傅雯是當時有名的大畫家，乾隆帝非常喜歡他的畫風。有一天，乾隆帝召傅雯進宮，交給他一軸皇帝本人的畫稿，“使之渲染”。誰知這幅畫到了傅雯手裏，便如石沉大海，沒有任何音訊。乾隆帝再次召見傅雯，詢問爲什麼遲遲未將畫稿交還，豈料傅雯竟然回答:皇上的畫稿中有一筆不符合標準，因此根本無法爲其渲染。乾隆帝氣得真是七竅生煙，命令衛士立即將此人打出去，今後不許他再給別人作畫。傅雯因爲得罪了皇上，從此再也沒有人敢請他繪畫，不幸餓死了。
張裕昆最後展示給客人的是一幅橫軸:
中有一人，年可三十許，眉宇清秀，蔭碧梧，手持一卷書而坐。前有太湖石一坐，雜花數朵，又其前朱欄俯池，荷花盛開，小魚繞行。荷間一童方洗硯池水，坐後一童吹火煮茗，有鶴拳一足，回顧刷毛，其人顏貌依稀可認。
三位客人欣賞這幅畫的時候，越看越覺得畫中主人的顏容體貌似曾相識，卻想不起來在哪裏見過此人。他們把這個疑問提出來後，引得主人大笑起來:“此僕之三十歲行樂圖也。”客人也隨之笑了起來，原來畫中主人就是張裕昆本人。張裕昆請求李氏兄弟:“數軸畫中，二公就一佳本題詩文，俾燕石增價，如何?”李成仲當場表示，他特別願意爲張裕昆的“行樂圖”題寫詩文，用以敘述他們之間的深厚友情。這就是本文最前面的引用的那段文字，使兩百多年後的瀋陽人得知當年“萬泉居士”的流風溢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