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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鞅是衛國貴族爲什麼最終選擇爲秦國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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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要了解中國古代,如果不把商鞅變法搞清楚了,基本上就是說來說去,你找不到根本。所以商鞅變法,一方面打造了一個,最適合那個時代的一種國家體制,那麼隨着這個國家主宰了天下以後,他又把他這個體制推向全國,所以兩千年的很多間題,長處、短處、缺陷、優點都從這兒開始。所以商鞅變法我們就要從頭說起。秦穆公是明智的君主。卻跨不過三晉向西發展,他死後,秦國是四大國之一。可是秦的文明歷史發展都是逆水行舟。一是君主換來換去,古代政治有一個標準,看帝王的在位時間長短,常換肯定亂套。秦國一度陷入亂局,躁公上臺,這是諡號,看得出他的暴躁。

秦孝公上臺,下求賢令。“昔我繆公,自歧雍之間,修德行武。東平晉亂,以河爲界。西霸戎翟,廣地千里,天子致伯,諸侯畢賀,爲後世開業甚光美。”回顧歷史,全民一聽,每個國民對本國曆史的情感是天生的。秦孝公接着說,“會往者,厲躁簡公,出子之不寧。”這是說困難,“三晉攻奪我先君河西地。”受三晉欺負了。拿走了大片土地。“諸侯卑秦,醜莫大焉。”這是讓人恥辱的事。“獻公即位,鎮撫邊境,徙治櫟陽,且欲東伐,復繆公之故地,修繆公之政令。”讚揚他父親被安撫邊境,向東發展。這是秦的大欲所在。“寡人思念先君之意,常痛於心。”有能出奇計的賓客,使秦強盛的,“吾且尊官,與之分土”。這是抓住人們的功利心來求賢。整個秦國人眼前一亮。要強秦要向東發展。

當時不少人去,商鞅重要。他也叫衛鞅,是吳起的老鄉,是魏國人。他好刑名之學,法律打官司這些他喜歡。這與衛國有關係。衛國在河南安陽南,西周建國時,這是一羣殷商人,派了周公的弟弟康叔去衛,這兒不好治。《尚書》中有文章是周公教育康叔的。那些殷商人,得用當地的法律來治當地人民。這是西周開國的開闊性。殷商文化有豐富的內容,刑法上發達。“刑名從商”,得遵循商人的經驗。這是荀子的觀點。商鞅受這些影響,好刑名之學。

商鞅是衛國貴族爲什麼最終選擇爲秦國效力?

儒家講德法家講刑。魏文侯當時強大,商鞅也來到這兒找機會。吳起這時呼風喚雨,商鞅還是小角色。投奔的是公叔痤。在他手下,公叔痤發現其不尋常。魏文侯死了,魏武侯也沒了,是梁惠王在位。這人敗了魏的霸業。他手下的人才不用,商鞅的走也與他有關。梁惠王訪公叔痤,公叔痤推薦商鞅。梁惠王只是嘴上答應,心裏不以爲然,公叔痤看出來,又勸梁惠王,不用,就早殺掉。梁惠王也仍是好好好,走了後,公叔痤爲商鞅考慮,跟商鞅說,還是走吧。商鞅一笑,說了,君主不能用我,就說明沒瞧得上我,也就不會殺我。所以我安全。這點上,商鞅是明白人。

這是秦孝公求賢令呼喚下,商鞅入秦,景監太監起了介紹作用。景監接近秦孝公,所以,也就不講出處了。儒家講這個,商鞅不講這個。找景監,推薦給了秦孝公。商鞅談自己的理想,開始秦孝公還聽,後來睡着了。秦孝公間景監,不着調。景監就責怪商鞅。商鞅笑了,我說的是帝道,有人說是黃老之道,不合急於發展的秦孝公的口味。也有說是三黃五帝。再找機會,秦孝公還是不中意。景監說的是三王之道。君主說的是這多難哪。“久遠,吾不能待”。

於是商鞅找到了,再說霸道,是迅速讓秦國富國的霸道。結果秦孝公聽得不覺移席。這套言論全盤接受。準備大用時,商鞅說,“然亦難以比,德於殷商矣。”帝道王道不接受,接受霸道,秦會強,但是秦也難與殷周王朝相比了。我認爲不是商鞅的話,是司馬遷的話。商鞅能讓秦強大,卻不能治理國家了。這是後話。這是戰國策士的風範,要什麼給什麼。《戰國策》中有大量這樣的人物。策幹往往有智力沒德行,有辦法沒主張。商鞅的幾次記錄,可以看得出他是實用主義者。

秦孝公決定大戰一場,要變法,得還得討論,這是當時政治的開明一面。這次爭議發生在商鞅與杜志等人身上,商鞅說,“疑行無名,疑事無功。”要是猶豫,別做了。“有高人之行者,固見非於世,有獨知之慮者,必見敖於民。”有高見的人,往往被人誤解。這也是做事情的人遇到的困境。“愚者暗於於成事。”只有智者看得到萌芽。一般衆生,不能跟他們討論,但做成了,樂得其成可以。這是蔑視民衆,這是法家的特點。當然事事商量不一定好。

“論至德者不和於俗,成大功者不謀於衆。”建大功的不用跟民衆討論。甘龍說,“聖人不易民而教,智者不變法而治。”不用移風易俗,就可以教化民衆。但是秦國不適宜談這個了。秦穆公以來,走的是下坡路,哪有這樣的方法?“因民而教,不勞而成,緣法而治,吏習而民安之。”這話的道理與實際結合不起來。商鞅說,這是世俗之言。“常人安於於故俗”,老調調。“三代不同禮而王,五伯不同潔而霸”。這是中國的辯證法。各自按不同的方法來稱王。不能刻舟求劍。要實事求是,是合乎辯證法。杜志說,“利不百,不變法,功不十,不易器”,變法值不值?還沒變法,難打動人。最後,秦孝公聽了商鞅的話,決定變法。任命商鞅左庶長,變法就開始了。商鞅移木取信,在秦國城外,樹木頭,說

要是誰能移去哪兒,給多少錢。百姓覺得納悶,這點事,那麼多錢,蒙誰呀。有膽大的,搬了,給了錢。這個有些學者質疑過,吳起做過。這有早期法家的一種基本精神,是政令取信於民。這是與儒家相似處。子貢間孔子,孔子說民衆得信任你。法家也強調政令的嚴肅,人人平等也是商君思想中重要內容。《商君書》中說到法令被公正執行的辦法。其中有一條是廣泛設立國家官員,向民衆解釋秦的法律,要人人懂法,官員就不能上下其手。這是比較明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