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鞅變法後，秦國的宗室貴族還有特權嗎?下面小編爲大家詳細介紹一下相關內容。
戰國中期，法家思想在理論和實踐基礎上已經逐步發展完善，所以列國在法家的指導下，開始了新一輪的變法。
但是面對着不同的政治環境，各國變法發展極不平衡，有共性也有個性。在變法運動中， 我們可以明顯地看出兩種派系的傾向：
李悝、吳起、商鞅算是一派，而申不害算是一派。他們解決現實問題的手段並不相同，一個靠的是法，用法的權威性和公平性來削弱貴族，發展國力。
一個用術，以君主的手段來限制貴族，使國君的權力最大化。而隨着時間有先後、規模大小、程度深淺，當然收效也不相同。
商鞅入秦，懷揣着魏國強大的祕密，但到底這一套在魏國看來行之有效的東西是否也符合秦國的國情，到底哪一種纔是秦國和秦孝公需要的呢?
秦孝公在《求賢令》中明確表示希望能夠“復繆公之故地，修繆公之政令”，但是三晉趁着秦國內亂，奪取河西，“諸侯卑秦”，所以孝公想的是“強秦”，收復河西地，開疆擴土，他求的是有強國之術的人才。
商鞅從自己極其淵博龐雜的學識中取出了“霸道”，這纔是秦人最感興趣的。至於如何能夠實現霸呢? 商鞅認爲是法。那麼應該如何運用呢?商鞅對於以前的李悝、吳起兩人的經歷和教訓，應該是有所研究的。在對二人的研究中，商鞅結合秦國的實際，提出了一套創新性的治國方略。
我們從文獻中可以看到，商鞅首先通過“南門徙木”，使民衆相信政府的法令是言出必行的， 這樣就爲以後法令的出臺和實施鋪平了道路，其後出臺的法令，基本原則都是從李吳二人之處學得，但是我們又可以看到商鞅的創新，他不拘泥於前輩的經驗，而是創造性地將其發揮。 特別是對於宗室貴族的打擊。
西周時期實行世卿世祿制，這些世襲貴族，“出則乘車馬衣美裘以爲榮華，入則修竽瑟鍾石之聲而安其子女之樂”，過着驕奢淫逸的生活，實質上並沒有什麼治國才能，完全是靠祖先的蔭恩。
而那些出身階層比較低的有才能的知識分子卻進入不了統治階層。這種現象在戰國時期已經比較突出，成爲當時改革的一個重要方面，而要想以才舉人，就必須對世卿世祿制度加以批判。
戰國時期，東方諸侯國都在變法過程中對準親親傳統和世卿世祿制開刀，魏國首先變法，在改革中“奪淫民之祿，以來四方之士”，淫民即世代享有政治經濟特權、“無功而食”的舊貴族，這些人的存在勢必會擾亂鄉里秩序，破壞社會風氣，要變法革新必須對這些勢力和不勞而獲的現象予以打擊，奪其祿以予有才能之人。
歷史實際證明，那些靠蔭恩出仕的舊貴族，不再見於當時魏國的政治舞臺，而一大批出身較低的士人，如李悝、吳起、西門豹等卻因有功於國，而獲得高官厚祿，成爲政壇顯宦。但是這並沒有固定下來成爲一種制度，故只能奏效於一時。
吳起在楚國變法時規定“廢公族之疏遠者”，“使封君之子孫三世而收爵祿”。對舊貴族的政治經濟特權進行了限制並逐步取消，剝奪了舊貴族的部分特權，這是李悝上述措施的翻版，雖然有了一定的制度性的規定，但還要照顧三代一百多年的時間，很容易喪失發展的良機。
秦國繼踵而後，後來居上，在打擊血親貴族方面採取了最徹底的措施。孝公時期，任用商鞅進行變法改革，商鞅有先見之明，在打擊宗室貴族方面不遺餘力，採取直接打擊的方法，並以法令的形式固定下來。
秦國由於其歷史進程的特殊性，宗法制比較薄弱，但是如果不加以限制，可能秦宗室也會象六國的世家大族那樣發展壯大，從這一方面來看，商鞅對宗室貴族的打擊是很有預見性的。
商鞅規定“宗室非有軍功論，不得爲屬籍”，將秦宗室一下子從特權者打成平民，要想有特權有爵位，就必須立有軍功，與平民同，不得例外。相對於東方六國的變法而言，是比較徹底的。這是對世卿世祿制度最爲徹底的否定，改變了自春秋以來卿大夫世代把持國家政權的局面，有效地防止了宗室貴族專權。
商鞅變法後的秦國，宗室貴族始終未能形成一種同君權相抗衡的力量，沒有出現象六國那樣宗室貴族長期專權的現象，相反在戰國後期形成了布衣將相的格局，與這條法令的實施不無關係。
太子犯法，刑其傅黥其師，以此爲契機，法的公正性公平性得到了民衆的首肯，爲在全國推行新法創造了極爲有利的條件，收到了“明日，秦人皆趨令”的顯著效果。“有功者顯榮，無功者雖富無所芬華”， 這在秦國是確實推行過的。
最終，戰國晚期的韓非將兩者統一起來，並加入了勢治的內容，使得法家的思想得到完善，雖此思想未踐行於韓國，卻受到秦君嬴政的大力推崇，並由其同學李斯運用在了秦統一後的政治建設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