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81年曾紀澤與俄國交涉而改訂的《伊犁條約》，在商務、界務等諸多方面爲中國爭取了利益。其實李鴻章在此次交涉中扮演着幕後決策的關鍵角色，考諸李鴻章未刊書札及相關史料，曾紀澤可謂是李鴻章的代言人。
書札往來
從《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及國家圖書館(即原北京圖書館)藏李鴻章未刊書札來看，李鴻章與曾紀澤的關係非同一般。據統計，1879年底至1880年6月間，李鴻章致曾紀澤書累達九封(據國家圖書館藏《李鴻章書札冊》“李鴻章致曾紀澤書”七通手稿和《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統計)。與此同時，曾紀澤致李鴻章書多達十通(據國家圖書館藏《李鴻章書札冊》“李鴻章致曾紀澤書”手稿統計)，書信往來頗爲頻繁。由此似可看到李鴻章對曾紀澤所施加的影響，以及李、曾在一系列重大問題上的一致性意見。從某種意義上說，1881年簽訂的《伊犁條約》的核心內容，早在1880年6月曾紀澤抵俄之前，李、曾已大致擬定了。
曾紀澤赴俄之前李鴻章的作用
第一，關於左宗棠“主戰”問題
李鴻章在崇厚之獄興起後，即多次致書曾紀澤，認爲左宗棠主戰，純系“不知彼己，不顧後艱”的魯莽行爲。曾紀澤與李鴻章的看法大體一致，曾氏在《敬陳管見疏》駁言戰者，以“大兵履險地以犯強鄰”。他指責左宗棠“以前事得手，遂以輕戎戎首，蓋亦一隅之見，未嘗統籌全局耳”。
第二，關於“主守”問題
曾紀澤對李鴻章在商務上的主張完全贊同。但在界務問題方面，曾紀澤與李鴻章略有差異。李氏認爲收回伊犁全境與否，與中國並無實濟。曾紀澤則認爲：伊犁“非僅西域之門戶”，且爲“鎮守新疆一大炮臺”。鑑於這種分歧，李鴻章借清廷和洋人“主和”之意，向曾紀澤施加影響，使得曾氏向着“主守”思想靠攏。李、曾之見與左宗棠“次決之以戰陣”的主張相去甚遠。
第三，關於談判要略的確定。
李鴻章主張對喪權辱國的《崇約》(即《里瓦幾亞條約》)，進行局部重點改約而反對朝野清議主張的全面駁改。其意見包括：(1)“將伊犁南邊帖克斯川讓我，城內彼此界限畫清”;(2)“新疆各城通商，照陸路章程，減清稅則，不許全免”;(3)“漢中、西安只准一路行走”。除此數大端，餘皆照行，曾紀澤對李氏意見基本同意。
赴俄交涉之前，曾氏電致總署，提出與李鴻章略同的交涉要節。內容包括：(1)界務方面，力爭“索伊犁全境”;(2)商務方面，“商務系俄人所最重者，必不能全行駁改”，僅擇數要端權益，力爭索回;(3)賠款方面，“兵費不能不加”除此之外，“似宜從權應允”。曾紀澤的交涉要點，得到清廷的認可。
從李鴻章到曾紀澤，再到總署，最後到朝廷，已經大致擬定了改約的基本內容，而曾紀澤赴俄改約不過是相機實施罷了。據此，李鴻章的主張對改約的實現以及最後結果，都產生了重要的作用。
曾紀澤赴俄之後李鴻章的內外行動
在曾紀澤赴俄之後，李鴻章一面叮囑曾紀澤，“議論情形，望隨時詳示”;另一面在國內採取了一系列外交、軍事、輿論措施，爲曾紀澤的交涉及其最後簽定《伊犁條約》，做了重要支持。
首先，在外交方面爭取主動。俄廷利用崇厚下獄事，藉機阻撓改約。對此，曾紀澤認爲“懲使愈重，則辱俄愈甚，改約愈難”。李鴻章促使清廷將崇厚“加恩即行開釋”。這爭取了外交方面的主動，爲改約交涉的展開，掃清了障礙。
其次，妥籌京畿海防。清廷爲防範俄國侵略，採取了一系列防禦性軍事佈署。左宗棠主西北伊犁、曾國荃主山海關(因體衰多病由李鴻章兼顧)、而李鴻章則主津塘沽。
最後，消除輿論干擾。1881年2月上旬，《伊犁條約》法文底稿擬定。李鴻章聞知底稿取得最佳結果，頗感滿意。但清朝政府尤其是清議派如張之洞等仍不滿，張氏甚至彈劾曾紀澤喪權辱國。李鴻章針鋒相對，在國內力敵清議，宣揚《曾約》(即《伊犁條約》)的成功。最終促使中俄雙方於1881年2月下旬簽訂《伊犁條約》。
李鴻章的消極影響
第一，李鴻章自始至終認爲，伊犁全境收回與否，無礙大局。
第二，李鴻章始終向曾紀澤灌輸兵單將寡、線長餉絀的觀點。
第三，李鴻章主“和局”，甚至要求清廷承認《崇約》。
這些消極方面的主張，也影響了曾紀澤的外交工作。
總之，在中俄伊犁交涉中，李鴻章的作用尤其是其積極方面長期被忽略。本文根據國家圖書館所藏的李鴻章致曾紀澤未刊書札並參證其他史料，闡述了李氏在此事中的歷史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