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孝宗弘治一朝(1488—1505年)，頗多善政，史稱其爲弘治中興，劉大夏則是輔佐明孝宗將弘治中興推向高峯的第一名臣，史家將其比作促成唐太宗貞觀之治的房玄齡、杜如晦和推轂宋仁宗實行仁政的韓琦、范仲淹。
劉大夏(1436—1516年)，字時雍，號東山。入仕後，歷任兵部主事、郎中和戶部侍郎、兩廣總督、兵部尚書，清正廉潔，幹練多才，辦事能力極強，歷官皆著政聲，朝廷贊之，百姓懷之，“雖婦人女子皆知其賢”，在弘治朝衆多名臣中的“第一”地位，在當時即已被朝野公認。
明代自英宗朝開始，積弊叢生，日甚一日。明孝宗繼位後，力求更新，變惰政爲勤政，變弊政爲善政。作爲輔佐大臣之一，劉大夏的貢獻，遠比別的大臣突出。
其一，練達務實，不尚空談，議而能行，行之見效的議政風格，使通常威嚴隔膜的君臣會見和迂闊空疏的廟堂謀謨，變得親切實在，如摯友促膝，如家人傾心。劉大夏讓明孝宗對他的召見，幾乎每次都如坐春風，如遊佳境，從而促使明孝宗的勤政，由早年的勉力爲之，變成晚年的樂而爲之，期而待之，直臻其一生勤政的巔峯。以明孝宗、劉大夏爲主角的弘治勤政，也成爲我國古代史上最爲感人的細節之一。
明孝宗的祖父英宗、父親憲宗，是有名的惰君，很少視朝，更少召見大臣議事。明憲宗有生理缺陷，說話結巴，含混不清，因此極少和臣下對話。偶有一次召見內閣大臣訪問時政，幾位閣臣因聽不明白，沒法作答，只好“叩頭呼萬歲”，一次本屬莊嚴肅穆的廟堂議政，啥事也沒議，就在這莫名其妙的“萬歲”聲中草草收場，如同兒戲。
明孝宗卻是一個特別勤政的皇帝，從繼位開始，即一改父祖惰政惡習，勤於視朝，堅持“每日清晨視朝，遇雨則免”。卻也和其父祖一樣，很少召對大臣，偶有召對，也極簡短。直到弘治十年(1497年)三月，纔有一次比較隆重，爲時也較長的召對。但過後又歸寂然。徐溥時任內閣首輔，次年致仕，在內閣十二年，“終溥在位，亦止此一召而已”。三年以後，弘治十三年(1500年)四月，因大同邊防告警，明孝宗纔再次召見閣臣，面議軍務。過後仍是“閣臣稀得進見”，而且視朝時間也經常推遲，已有步父祖後塵，由勤政變惰政的趨向。
然而，從弘治十四年(1501年)十月劉大夏入朝開始，明孝宗的勤政便陡然升級，大放異彩，幾乎無日不視朝，並經常於散朝後接着召見大臣，細商政務軍務，且多爲長談。過後，便有切實可行的除弊求善的政策和措施出臺，並動真格，抓落實。明孝宗生來體弱多病，常在感覺欠佳時，默誦一詩以自爲調適：“自身有病自心知，身病還將心自醫。心若病時身亦病，心生元是病生時。”以如此孱弱之身，居然將這種近乎狂熱的勤政狀態，一直堅持到弘治十八年(1505年)五月病故，近四年的時間，不但不稍懈怠，而且日甚一日，執着有加，直到生命終了。
劉大夏是弘治十四年(1501年)秋，由兩廣任上被召入朝任兵部尚書的。一見面，明孝宗就問：多次召你入朝任職，爲何總以有病推辭?劉大夏答曰：臣委的年老多病況見近年四方人窮財盡，易於生變。兵部掌管朝廷機務，萬一變生，以臣下的能力，不足以了此事，故憂懼不敢來。這是劉大夏第一次受明孝宗召見，答語質樸實在，非但沒一句通常必有的臣子對聖上的頌詞，還直揭當今“治世”真實存在的嚴重危機。明孝宗頗受震動。過了幾天，又召劉大夏，問：自祖宗建國，徵科賦斂，都有常制，“何以近年民窮財盡?”劉大夏當即指出，因爲近年於固有的賦斂照徵不誤，同時又隨意添加新的賦斂，而且很重。並舉自己在兩廣親眼所見的事例證之：如廣西取鐸木，廣東取香料，費用錢糧，動以萬計。這事劉大夏已上奏朝廷，明孝宗已下令停止。舉出此例，明孝宗自然信服，深感劉大夏找到了問題的癥結，於是決定推而廣之，“今後但有分外的征斂，便令該衙門來說，再斟酌定奪”。
軍民爲立國之本。務求富民強國的明孝宗，向劉大夏問罷民情，又問軍況。劉大夏仍以直言對之：前些天臣固言民窮，而兵比民更窮。這又讓明孝宗大受震動，因爲據他所知，按常制，軍士在軍營有月糧，征戍又有行糧，怎麼會比民還窮呢?劉大夏指出：軍士受軍官盤剝很重，所謂月糧、行糧，半與其帥共之，能不窮嗎?劉大夏的揭示，聽得明孝宗如五雷轟頂，嘆息道：“朕在位久，不能知，何稱爲人主!”當了十多年皇帝，孜孜求治，軍民窮到這般地步，自己竟一無所知，明孝宗深感內疚，“乃令九卿大臣，各以其職言軍民弊政，而擇行之”。朝廷上，一個全方位揭弊政、探善政的運動隨之持久展開。
明孝宗從召對劉大夏議政中看到了求治的希望，感到了勤政的樂趣，從此“無日不視朝”，並經常乃至頻繁地召見大臣，對大臣也更優禮有加。而召對最多的就是劉大夏。明孝宗越來越覺得劉大夏“廉且練事”，清廉方正，洞達時務，辦事幹練，難得一遇，非其他大臣能比。劉大夏的摯友戴珊，時任左都御史，也以德才受知於明孝宗。明孝宗臨朝，“坐金臺，有宣，必大夏;再宣，必珊。而御文華，有所召對，亦必大夏與珊偕”。每過三五日，朝罷鞭響，明孝宗起立於寶座前，高叫一聲：“兵部來!”於是兵部尚書劉大夏跪承旨，由西邊的臺階走上去。明孝宗退立寶座後，劉大夏徑直走到明孝宗面前，君臣一談就是多時。而本該退朝的其他官員，都“侍班觀望，人人欣戴”。間或也呼“都察院來”，戴珊也承旨走上去，和劉大夏並排，明孝宗或立寶座後，或坐輦中，與二臣相與商榷大事。偶爾也召吏部尚書馬文升，“然比二公稍疏”。明自成祖時起，以內閣行丞相之事，閣臣權位在六部尚書之上。因爲明孝宗幾乎事事都先與劉大夏商議，閣臣們反倒常常不得不向劉大夏探聽皇帝的意向，雖然當時幾位閣臣均屬正人，與劉大夏交情頗深，也難免“不平劉獨蒙眷顧”。
明孝宗深知劉大夏的爲人，尤其欣賞劉大夏的見識和睿智，不但不爲此類誹議所動，反而對劉大夏更加信賴，乃至依賴了，幾乎啥事都想先聽劉大夏的意見，每天視朝都想見到劉大夏，召對劉大夏。一天早朝，因通政司預告，當日議程，兵部無事需議，作爲兵部尚書的劉大夏，遂立在朝臣大班內，未出列等候皇帝宣召。明孝宗臨朝時，突然又想召對劉大夏了，而面前等候奏事的大臣隊列裏，卻不見劉大夏的身影。明孝宗本想和往常一樣，親呼一聲“兵部來!”將劉大夏叫到身邊。但又怕如若劉大夏當天沒上朝，會被御史糾察。而且過於頻繁地召對劉大夏，也怕其“同列有忌者”，對劉大夏不好。只得默然作罷。第二天一臨朝，明孝宗就將這些告訴劉大夏，頗有“一日不見，如三秋兮”之憾。
於是，在明孝宗和劉大夏自強不息、頻見卓效的勤政帶動下，歷經數十年惰政的明朝廷，竟迅速且持久地洶涌起一股強勁的勤政熱潮。一時之間，“朝臣無大小，皆樂趨朝，以仰承徳意。間有語及早朝事不能答者，就知其懶於朝矣，人自愧悔”。
其二，揭出問題，就要解決問題;敢於碰硬，一碰到底，管他是老制度，還是潛規則，只要害民害軍，導致民窮軍窮者，必欲除之而後快。劉大夏的堅定和執着，讓明孝宗的求治雄心受到極大鼓舞，君臣親密配合，相互激勵，將除弊政、求善政的努力真正落到實處，弘治中興花開十八年，最後四年，頗多可觀。
劉大夏初見明孝宗，就直言揭示：民窮財盡，軍民皆困，是必須正視的社會問題。從此，他就以輔佐明孝宗積極解決這一社會難題爲己任，對明孝宗一再進言，反覆敦促，不見落實不罷休。
弘治十四年(1501年)十月，明孝宗聽了劉大夏最初幾次建言，即令各部門言軍民弊政，以便據之革除。弘治十五年(1502年)八月，劉大夏又請明孝宗下詔，凡事不便於軍民者，悉條列上奏革除。敦促明孝宗加快進度。弘治十七年(1504年)二月，復請明孝宗加大力度，命各地蠲減租役，專務百姓生養。明孝宗於是下令：“事當興革者，所司具實以聞。”劉大夏得旨，立即會同朝臣，列具十六個方面急需革除的弊政奏上。一般說來，善政主要代表民衆利益，弊政主要代表權貴利益，革弊興善，民衆得利，國家受益，卻必然重創權貴之利。劉大夏列具的這十六條，“皆權幸所不便者”，滿朝權貴和倖臣聞之，立即勾結起來，大加阻撓。明孝宗猶豫難決，讓廷臣再議。劉大夏等據理力爭，並尖銳指出：近年革弊政，常常避重就輕，事屬外廷，悉蒙允行;稍涉權貴，復令查覈。臣等至愚，莫知所以!劉大夏秉性寬厚和善，在皇帝面前說出這等言辭，頗有豁出去之慨。因爲不觸及權幸，所謂革除弊政，就純系自欺欺人，嘴上說說而已，沒多少實際意義。過了很久，明孝宗才決定採納劉大夏等人的意見，限制和減免宦官及權貴們的部分利益。制書頒佈下來，“舉朝歡悅”。
弘治十七年(1504年)四月，劉大夏應召議政事，首先說的還是除弊政。到五月，革除弊政終於有了實質性的較大進展，明孝宗依劉大夏建言，下令全部罷免南京、蘇州、杭州掌管織造的宦官。本來，在此之前，他已據工部尚書曾鑑的建議，罷免了三分之一，這時又因劉大夏之請，將三處宦官統統召回，將管理權交還當地鎮守和巡官。劉大夏還想在這基礎上，進而罷掉各地駐軍中的鎮守宦官，可惜未果。
朱元璋鑑於前代之失，嚴格限制宦官，於明王朝初建，即立一鐵牌警示於宮門：“內臣不得干預政事，預者斬!”但自英宗朝王振弄權始，宦官干政即成爲明代中後期最大弊政。明孝宗在弘治後期，試圖向這一弊政開刀，數召大臣密議。一次召內閣首輔劉健，屏退左右，態度堅定地告訴劉健，要盡削宦官之權，“復高皇帝舊”。和多數大臣一樣，劉健因畏懼宦官勢大，又見“太子未壯，上體清癯，一旦禍起不可測”，主張對宦官幹權問題，應慎之又慎。在其影響下，明孝宗“亦未敢輕動也”。劉大夏則不然，他輔佐明孝宗除弊政，自始至終，都着力於裁抑宦官權力，不懼不避，奮力爲之。
弘治十四年(1501年)冬，劉大夏入朝不久，明孝宗就與之多次密商國政，“嘗令左右卻立，有欲盡削內官權柄”。後來實行的減少皇城九門監門官數，停止收取過門商稅，這些削弱宦官權勢的措施，“皆本於此”。
弘治十五年(1502年)十月，明孝宗召問劉大夏：兵餉何以常乏?劉大夏在兩廣總督任上曾作過調查，省上巡撫、按察使司和總兵三大衙門的辦公費，竟抵不上一個鎮守宦官的花銷。劉大夏以此爲例，痛揭鎮守宦官之害，如此，“餉何以不乏?”這讓明孝宗無比震驚，決定今後向地方派鎮守宦官，一定要選廉潔奉公者，否則寧缺毋濫。
明代宦官殃民禍國，幾乎是全方位的，劉大夏知無不言，既言之，必助明孝宗一一破除之。宦官掌控的內廄和御廚，耗費國儲甚多。其中勇士、工匠，全是宦官家的蒼頭和與宦官勾結的京師無賴子弟，且常常一人冒名領取三四人薪俸。在劉大夏協助下，明孝宗派兵部侍郎等查處之，一個月就減少冗食費用十餘萬金，“內外稱快”。朝廷設立光祿寺，本爲供應內府御膳和外交宴會，憲宗朝以來，宦官染手其間，增置其屬二百多人，費用陡增，天下常貢已不足用，於是強令京師商鋪買辦，宮中不支經費，這些商鋪只得在市井賒欠，民怨沸騰。劉大夏上奏明孝宗曰：光祿寺日辦桌面，不勝查算，每日殺牲畜數百，既非節財之道，復虧愛物之仁。明孝宗爲之惻然，當即下令裁減，“官民乃蘇”。
劉大夏輔佐明孝宗除弊政求善政的努力，利國利民愈多，傷及宦官權勢愈烈，遭其仇恨愈深。明孝宗採納劉大夏建議，合理部署了京師東西兩側駐軍，致使原來監京營的宦官丟了兵權，他們遂於暗中在皇宮門上貼字條攻擊劉大夏。修繕清寧宮，明孝宗依據督工宦官的意見，下旨令兵部撥軍工萬人供役使。劉大夏早年在兵部工作多年，此時又任兵部尚書，諳熟此類工程，知道修繕清寧宮用不了這麼多勞力，工少人多，宦官想從中謀利，上言減去一半。督工宦官嚮明孝宗告狀。因爲清寧宮是太皇太后居所，馬虎不得，明孝宗也覺劉大夏有些過分，讓內閣擬旨切責劉大夏。內閣首輔劉健認爲，“愛惜軍人，兵部職也”，劉大夏沒錯。明孝宗明白過來，同意了劉大夏的意見。這既讓督工宦官喪失即將到手的巨利，又令宦官們在皇帝面前暴露出弄虛作假的醜惡，其對劉大夏切齒之恨，可想而知。
明孝宗生性仁厚睿智，深知他如此依賴劉大夏，勢必遭宦官對劉大夏的仇恨和報復，故每召對劉大夏，都注意保密，先“左右顧，近侍內臣退避去，奏事畢，復來”。但世上哪有不透風的牆?更何況宦官天生小人，小人最愛也最擅聽牆根。弘治十八年(1505年)初夏的一天，明孝宗在內宮找了一個偏僻的角落，又罩起帷幄，屏退服侍宦官，把劉大夏一人召去，心情沉重地問道：朕固守祖訓，不敢加重百姓負擔，然而各省每年都上奏說當地百姓因爲貧窮而流亡。這是咋回事呵?劉大夏叩頭曰：臣在廣東久，請言廣東事。僅僅是負責一個省外貿的一個宦官，一年所聚斂的財富，居然相當於全國所有官員一年的薪俸!嚇人不嚇人?這還說的是一般情況。倘若該宦官再稍稍放縱一下，其聚斂所得就是通常的五倍!而這一切，都是從百姓身上榨取的。遭受這樣沉重的盤剝，百姓咋能不流亡失所。明孝宗身居九重，平素哪裏能想象得到宦官弄權之害，竟是如此之巨!但弊政歷時已久，自己“在內勢孤”，一時無法根除。他想出的對策是自然消除法，待掌權宦官“老者死，或以罪罷，不令嗣代”，宦官弄權之弊也就自滅。這對正在弄權的宦官而言，可謂仁慈之至，對尚未掌權而又急盼弄權的宦官，卻是斷了希望之路。劉大夏參與了這樣的密謀，自然要被一些宦官記恨。就在明孝宗自以爲保密措施萬無一失，對劉大夏呵護有加之時，帷幄後，一個小宦官正緊貼地面趴着，支起小耳朵，把他們的對話，竊聽了個八九不離十，給宦官們對劉大夏的仇恨簿上，又歪歪扭扭濃墨淋漓地記上了一筆。
這次召對過後不久，明孝宗就去世了，時爲弘治十八年(1505年)五月。年僅十五歲的頑童明武宗繼位，信用宦官，宦官勢力迅即擡頭。時勢已變，劉大夏卻繼續堅持除弊政，求善政，執着地落實明孝宗和他商定的裁抑宦官權勢的措施。他依據明孝宗遺詔的要求，請明武宗撤除超過固有數額的駐軍鎮守宦官，明武宗只撤除一人，以作應付。劉大夏立即強調，應該撤除的是二十四人，並奏減皇城和京城守視宦官，明武宗都不採納。特別是一個名叫韋興的宦官，本來在明憲宗末年就因犯罪被免職，二十多年了，這時竟然又被任命爲均州鎮守。劉大夏等再三爭之，明武宗皆不聽。劉大夏也不退卻，於正德元年(1506年)春又建言：江西、薊州、陝西、山東四地鎮守宦官，“貪殘尤甚，乞按治”。惹得明武宗很不高興。爲捍衛弘治之治，該做的努力都做了，但“言不見用”，劉大夏自知已無力迴天，只好致仕還鄉。
劉大夏“忠誠懇篤，遇知孝宗，忘身徇國，於權幸多所裁抑”，得罪弄權宦官和諂附宦官的閹黨頗深。他曾請明孝宗嚴格審查宦官掌控的“勇士”，直接重傷宦官劉瑾的權勢，又和明孝宗議及劉宇的爲人，被劉宇懷恨。這時劉瑾得勢，劉宇、焦芳等閹黨猖獗，聯手報復劉大夏。正德三年(1508年)九月，他們將劉大夏由湖北華容家中逮至京城詔獄，初欲定死罪，因遭朝臣強烈反對，遂“坐戍極邊”，發配戍守肅州(今甘肅酒泉)。這時，劉大夏已是七十三歲的老人。正德五年(1510年)，劉瑾被誅，劉大夏才被赦歸家。御史請按常例，給劉大夏從一品官致仕後應享的待遇，宦官用事者不許。劉大夏爲除弊政，貢獻畢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