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多數人相信，正當大蕭條蹂躪這個國家的時候，胡佛袖手旁觀，無所作爲，是富蘭克林·羅斯福積極干預經濟，最終才帶來了生機。但沒有什麼比這個更不真實的了。
首先，在大蕭條期間，說胡佛懶坐着，這不真實。他做得蠻多--比任何和平時期的總統做得更多。雷克斯·塔格維爾(Rexford Tugwell)，羅斯福新政計劃中的一個重要人物，後來承認，“我們當時不承認，但實際上整個新政是從胡佛發起的計劃推出來的”。其實，胡佛不斷管經濟的閒事，使情況更糟。他費了心思把1929年的衰退搞成了大蕭條。在1929年和1930年經濟不景氣的時候，在政府幹預了一年之後，情況大大惡化了。
管保失業
股市崩盤之後的那個月，胡佛把企業界的重要領袖召到白宮。他懇求他們不要削減工資，爭辯說高工資是大蕭條的一條出路，因爲他們給了個人購買貨物的手段。
說真的，胡佛的哲學在表面上看似有理，每一本美國曆史課本其實都本分地採納這個哲學;經濟低迷，這種論證說，是由“低消費”引起的。但是，這個觀點是荒謬的。單說一件事，如果大蕭條的原因一直是消費者花費少了，那麼我們該有理由預言，最受打擊的經濟扇面應該是那些製造鍋碗瓢盆、牙膏或者蘋果餅的企業。但是，歷史學家加里·迪安·貝斯特(Gary Dean Best)指出，最遭罪的卻是生產耐久貨物和資本貨物的企業。“消費者增加了開銷，”貝斯特解釋說，“大致是幫了生產生活消費品的企業，事實表明這種企業的銷售額比大蕭條之前的水平下降得最小;這和受大蕭條影響最嚴重的重工業少有或者沒有關係，而失業卻主要集中在重工業中。”
胡佛的理論忽視了一個重要的考慮--工資是企業經營的一項成本。要求高工資，特別是在價格迅速走低的時候，它讓企業更難以僱人。然而，總統有要求，大企業給了面子。悲慘的結果是可以預言的：大規模失業。
胡佛的錯誤，是把高工資假設爲美國繁榮的原因，而不是繁榮的表現。如果單憑高工資就能製造繁榮，我們僅僅強制執行每小時100美元的最低工資，那就可以消除世界的貧困了。只有瘋子才支持這麼一項政策，因爲結果是前所未聞的失業率，以及經濟的徹底浩劫。
管農業的閒事
胡佛的農業政策是另一場災難。自從一戰結束以後，農場主哭着喊着要政府的這個補貼、那個補貼，其中包括要求幫助提高農產品價格。(解釋一下：農場主希望政府把食品和服裝弄得對人人都更貴，爲的是給他們帶來好處。)農場主日子難過，是因爲農場主太多了--多得沒有任何經濟意義。一戰期間，歐洲的農業生產遭到了戰爭的擾亂，美國的農業扇面急劇擴大。等到戰爭結束，那就沒有什麼道理指望美國腫脹起來的農業扇面還保持相同的大小。人和資源都得轉移到工業方面，以生產美國人真正需要的貨物。
胡佛設立了“聯邦農業委員會”，試圖改善衆多美國農場主的境況。聯農委貸款給農業合作組織，這樣農場主就把他們的產品(特別是小麥和棉花)善而藏之，待價而沽。然而，這個辦法確實能稱心如意地把價格擡起來，但是第二年農場主卻興高采烈地增加產量，把過剩問題搞得更加嚴重。最後，聯農委通過它的“穀物穩定公司”，授權以遠高於世界價格的價格收購美國農場主的小麥。於是農場主就把小麥賣給“穀物穩定公司”，而不是出口。政府的農業官員堅信：美國小麥脫離世界市場，必致世界小麥短缺，外國人很快就會哭着喊着要美國小麥。可是事與願違，加拿大和阿根廷的小麥生產者把美國的世界市場份額搶走了。
美國官僚確實能夠在短期內擡高穀物價格，但是，巨大的過剩小麥，被政府買去了，把穀物價格壓得更低，因爲世界知道這些小麥終究還得傾銷到世界市場上。英國經濟學家萊昂內爾·羅賓斯(Lionel Robbins)在幾年後評論道：“胡佛試圖賴以維持農產品物價的那些大收購公司，其效果是讓市場整個亂了，製造了不確定性。”
問題是明擺着，有些政府官員足夠誠實，承認要讓這麼一個計劃管用，那就得強加嚴格的限制，得規定農場主生產多少才被允許。要求農場主自覺削減小麥和棉花種植面積，成了耳旁風。不遺餘力地要擡高價格，聯農委主席走得太遠了，他號召各州長“立刻縮減耕作，把目前的每三行棉花變作一行”。
更熱鬧了：增加稅收
臭名昭著的《斯姆特-霍利關稅法》，本意是爲美國農業提供關稅保護，到頭來在政治上卻沒有可行辦法單單把這種保護限制在經濟中的一個扇面上。無數行業的壓力集團紛紛撲向華盛頓，也要爭關稅保護。實際上，所有的美國經濟學家都一致敦促胡佛否決《斯姆特-霍利關稅法》，但是胡佛充耳不聞，於1930年6月把這個稅則簽署爲法律，25，000多種?品的關稅平均提高了59%。
這一稅則沉重打擊了美國的出口工業。美國的商業夥伴的產品被關到了美國的大門之外，他們不可避免地就採取報復。比方說，意大利政府的反應，是對美國汽車徵收雙倍的關稅--美國汽車在意大利的銷量跟着就降低了90%。法國實際上把全部的美國產品都關在門外。西班牙的報復手段是把對美國汽車徵收的關稅增加到那麼一種程度，以確保美國汽車在西班牙賣不出去。
還有其他方面的增稅--太多了。1931年12月，安德魯·梅隆，在20世紀20年代率先降稅的就是他，突然來了一個180°的大轉彎，要大規模地提高徵稅。國會和總統言聽計從，結果就是災難性的1932年《稅收法案》。在美國曆史上，在和平時期把稅收提高到如此程度，空前絕後。所得稅率急劇增加，對收入最高者徵收的附加稅從25%竄到63%。這意味着在大蕭條中間，在迫切需要私人投資的時候，私人投資被搞得失去了吸引力。
大手大腳的胡佛
胡佛還廣泛地增加公共設施項目的支出。四年間花在這些項目上的錢，多於此前的30年。《斯姆特-霍利關稅法》導致國際貿易縮減，船運業務量不如以往，他就縮減了造船工業規模。胡佛的“復興銀行公司”(RFC)爲不景氣的行業(主要是鐵路和銀行)提供緊急低息貸款。到1932年下半年，復興銀行公司不光扶助麻煩企業，還把錢借給各州作失業救濟金，並且爲公共項目提供資金。
總統爲失敗企業打氣的企圖，效果卻是成問題的。“他希望挽救的那些企業，”一位史學家寫道，“不是在可怕的痛苦之後終歸破產，就是在整個20世紀30年代債臺高築。”
有一個領域，胡佛的舉措不同於羅斯福：胡佛躊躇於提供直接的聯邦救濟金，而是依靠自願組織，最後把貸款給了各州。就提供幫助一事而言，他相信自願組織和州政府與地方政府一樣是合適的機構。
回顧他的任期，胡佛祝賀自己舉措大膽。“我們或許一無所爲，”這位總統在1932年說，“事情本來會一敗塗地。面對這種情況，我們寧願向私人企業、向國會建議共和國有史以來發展出來的最宏大的經濟防禦和反擊計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