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着小編一起探尋歷史上真實的伍秉鑑。
他早於胡雪巖發跡，被譽爲十九世紀中國的世界首富。2001年, 美國《華爾街日報》統計了1000年來世界上最富有的50人, 有6名中國人入選, 他就是其中之一，他叫伍秉鑑。
伍家積累的財富令人吃驚, 據1834年伍家自己的估計, 他們的財產已有2600萬銀元 (相當於今天的50億元人民幣) , 而在這個時期的美國, 最富有的人也不過資產700萬元。
在西方人的眼中, 伍氏商人就是當時世界上最富有的商業巨頭。建在珠江岸邊的伍家豪宅, 據說可與《紅樓夢》中的大觀園媲美。
1757年 (乾隆二十二年) , 清朝下令實行閉關鎖國政策, 僅保留廣州一地作爲對外通商港口。這一重大歷史事件, 直接促使廣州十三行成爲當時中國唯一合法的“外貿特區”, 從而給行商們帶來了巨大的商機。
由於廣州十三行有壟斷海上對外貿易的特權, 凡是外商購買茶葉、絲綢等國貨或銷售洋貨進入內地, 都必須經過這一特殊的組織, 它逐漸成爲與兩淮的鹽商、山西的晉商並立的行商集團。
在財富不斷積累的過程中, 廣東十三行中涌現出了一批豪商鉅富, 其中就有伍秉鑑。
伍秉鑑在國內的經營涉及地產、房產、茶園、店鋪等產業, 同時，他還積極同歐美各國建立商業聯繫。1834年以前, 伍家與英商和美商每年的貿易額都達數百萬銀元。
伍秉鑑獨立購買了美國的證券, 並且多次投資了美國的鐵路建設。
從1811年起, 伍家就利用其雄厚資金, 協助英商公司向瀕於破產的大多數行商進行放債, 其債款數額就高達二百餘萬元, 使大多數資金薄弱的行商都願意聽從伍家的安排。
伍秉鑑還是英國東印度公司最大的債權人, 東印度公司有時資金週轉不靈, 常向伍家借貸。
東印度公司負責人在每年結束廣州的交易, 前往澳門暫住時，總是將大量的存款和金銀交給伍秉鑑保管。
正因爲如此, 伍秉鑑在當時西方商界享有極高的知名度, 一些西方學者更稱他是“天下第一大富翁”。
不過，伍秉鑑一生榮華富貴沒有延續到最後。
1840年6月,由於與英國鴉片商人千絲萬縷的聯繫, 他曾遭到林則徐多次訓斥和懲戒, 還不得不一次次向清政府獻出鉅額財富以求得短暫的安寧。
《南京條約》簽訂後, 清政府在1843年下令行商償還300萬銀元的外商債務, 而伍秉鑑一人就承擔了100萬銀元。但這絲毫不能拯救他的事業，最終還是走向沒落。
1843年9月, 風燭殘年的一代世界首富伍秉鑑, 溘然長逝, 終年74歲。他與十三行的壟斷地位一起消失。後來, 英國人把他同林則徐的蠟像一同陳列在倫敦名人蠟像館裏。不過在中國, 他的名字再少有問津。
作爲一代鉅商，他的商道在今天仍有許多借鑑意義：頭腦精明，硬實力爲基礎
有記載說，他從存放在英商行號的百餘萬元期票中計算出的利息，與英商兌付時的數目不差分毫，這讓當時的外商極爲驚訝—— 這也是雙方相互信任的重要基礎。
外商們都把精明而大度的伍秉鑑看成最可靠的貿易伙伴，儘管伍家的怡和行收費較高，但仍樂意與他交易。因爲他在時間和質量上都有保證。誠信爲根本，用它搭建起商業關係網
當時，行商與外商的交易雖然數額巨大，但雙方的貿易經營全憑口頭約定，從不用書面契約。
1805年，外國商號按照約定運到廣州一批棉花，貨到港後發現是陳貨，行商們都不肯碰，然而伍秉鑑卻收購了這批棉花， 也因此虧了1萬多元。
有人因此認爲他“天生性格謙恭順從”，並以習慣思維揣度他面對洋商“膽小如鼠、懦弱無能”。
但事實上，伍秉鑑卻憑藉這樣的做法廣結善緣，與許多洋商建立起私人的友誼，而且彼此信賴——這種相互信任在無契約基礎的貿易交往中所起到的作用是尤爲關鍵的。它才真的能在關鍵時刻幫上忙。
在與英國東印度公司進行商貿往來時，公司大班在每年結束廣州的交易前往澳門暫住時，總是將庫款交給伍秉鑑經營，公司有時資金週轉不靈，還向伍家借貸。
以義取利是伍秉鑑的爲商之道。商譽就是市場， 寧可忍一時利益之痛，也要大力樹立自己的商譽，保證長期的持久利潤和品牌信譽。這是他用誠信給自己鋪就的廣闊商路。廣結善緣，籠絡人心，爲自己代言
伍秉鑑在擁有足夠財力後，很注重駕馭籠絡其他行商。
1811 年，伍秉鑑擔任英國公司羽紗銷售代理人，他將利潤按比例分給全體行商。直到十三行沒落，他一直擔當行商領袖，即十三行公行的總商。
孟子說：“獨樂樂不如衆樂樂”，而伍的做法讓大家“利益均沾”，同富貴，他也因此拉攏了一批精明能幹的商人，達到羣聚財富的效果。
財富只有舍，才能得
一位欠了伍秉鑑 7.2 萬銀元的美國波士頓商人，因爲經營不善無力償還債務，欠款在身，離家多年卻不能回國，伍秉鑑撕掉了借據，讓他放心地回國。
這份“慷慨”中讓對方感受到了他的“細心、親切”。這一故事口耳相傳，伍爲自己的生意做了最好的廣告代言人。
作爲一名政商夾縫中生存，利用特權獲得成功的末代商人，伍秉鑑的名字在今天已經鮮爲人知。
後世學人多不待見伍秉鑑，其中種種評價，貶多褒少：
認爲他在用中國傳統商道運作商行，缺乏制度支撐和規則意識;不自覺地涉足了現代意義上的金融行業，卻缺乏自省，不能轉變傳統商業觀念，在制度上有所創建……
可是回到那個時代，又有幾個商人能走出和伍家不一樣的道路?那個時代的商人所能達到的最高境界，伍秉鑑已經達到了。
伍秉鑑去世後，嶺南名士譚瑩撰寫碑文：“庭榜玉詔，帝稱忠義之家;臣本布衣，身系興亡之局。”
美國人亨特曾寫道：“這位舉世聞名的公行最後的頭人，與拿破崙、威靈頓都生於 1769 年”。
能與拿破崙、威靈頓相提並論，可見其在商業史上的地位和影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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