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善吏”一詞始見於《史記》，意爲良吏。自古以來，爲政當施善政，治國當行善治，爲官當做善吏。
就今天而言，一個領導幹部僅僅廉潔奉公或僅僅能幹事、有作爲，都不夠全面，只“廉”不“能”是庸官，只“能”不“廉”是貪官。
當領導幹部的一定要做一名“善吏”。“善吏”首先應該是廉吏和能吏。也就是說，一個官員只有具備了“廉”和“能”，才能稱得上是一位“善吏”。
時任國務院副總理兼中國人民銀行行長的朱鎔基在一次會議上說：“我在上海工作時講過，‘人不畏吾嚴而畏吾廉;人不服吾能而服吾公。
公生明，廉生威’，周谷城先生聽到後，說這段話很好。這段古代名言，我從小就會背誦，就是不知道是誰說的，你們大家有興趣，就幫着查一查，查到出處後能把它完整地背熟就更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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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後，朱鎔基在各種場合多次提到這段古代名言。朱鎔基所說的這段名言，出自我國明代着名的三十六字官箴：“吏不畏吾嚴，而畏吾廉;民不服吾能，而服吾公。
公則民不敢慢，廉則吏不敢欺。公生明，廉生威。”相傳爲明代山東巡撫年恭定所撰並勒石立碑，這段名言便被後人奉爲官箴。
三十六字官箴最核心的兩個字是廉和公，二者當中，廉爲先。公生明，廉生威。沒有廉，公也就無從談起。因此，爲官之道，應廉字當頭。
在中國的清代，曾經出現過兩個着名的廉吏：一個是禮部尚書張伯行，他爲官清正，被康熙皇帝稱之爲“天下清官第一”。
張伯行任江蘇巡撫的時候，爲禁下屬送禮，專門發佈檄文：“一黍一銖，盡民脂膏。寬一分，民即受一分之賜;要一文，身即受一文之污。”
另一個就是兵部尚書于成龍，于成龍任兩江總督3年之後病逝於南京署中，僅有的遺物是一個破箱和一個瓦缸，瓦缸中粗米數斛，破箱內只有一套官服、官靴。
前來悼念的官員無不相哭失聲，就連“平時心憚成龍者，俱感動流涕”。康熙皇帝稱讚其爲“天下廉吏第一”。
古往今來，一條鐵律：貪官身敗名裂，廉吏名垂青史。對於領導幹部而言，歷史是一面光鑑的鏡子，是做貪官還是做廉吏?道理不言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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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吏的反義詞是庸官。庸官的危害在表面上看似乎不如貪官影響惡劣，但是，在官員隊伍中，如果庸官居多，其危害之大、影響之深遠比貪官有過之而無不及。
庸官主要是指那些在其位不謀其政，不願意擔當，遇事明哲保身、推諉扯皮的官員。庸官的爲官哲學是“不幹事;不出事;幹事越多，越容易出事;因此寧願不幹事，方保不出事”。
東漢學者班固曾經給這類官員畫像曰——尸位素餐，比喻佔據職位而不做工作的人，正如祭禮中的屍，只坐在位上，不必做任何動作，白吃飯，不幹活。
其實，庸官的危害還不僅在於此，他們不善於謀事，卻善於謀人。這些官員往往善於經營人際關係，自己不幹事，也不願意看到別人幹事，拉幫結夥，攻擊幹事者，給幹事者潑髒水、使絆子。
此外，吹牛拍馬往往也是庸官的長項。以至於導致一種社會現象：佼佼者常受抑，平平者常通達。如何做一名能吏呢?這就是敢作爲、有作爲、會作爲，能幹事、幹成事、幹好事。一言以蔽之就是：敢於擔當。
老子《道德經》第八章在解釋“上善若水”的時候把善分解爲七層含義：“居善地，心善淵，與善人，言善信，正善治，事善能，動善時。”
其中的“正善治”即“政善治”，善治應當是治理的最高境界，但善治的前提是要擁有“善吏”，換言之，有“善吏”方能實現善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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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伯行自幼即聰敏好學，受父親、祖父的影響，品德也很高。十三歲時就通讀了四書五經。在康熙二十年，即公元1681年，張伯行考中了舉人，四年後中殿試三甲八十名，賜進士出身。
歷官二十餘年，以清廉剛直稱。其政績在福建及江蘇最爲着名。學宗程、朱，及門受學者數千人。諡清恪。
康熙三十一年，即公元1692年，補授內閣中書，從此步入仕途。張伯行做官雖晚，但他任官始終忠於職守，克勤克儉，因而聲名聞於天下，不但康熙皇帝對他多次表彰、擢升，百姓也稱讚他是"天下第一清官"。
在康熙四十二年，張伯行授任山東濟寧道，當時正值災荒，人民流離失所。他就讓人從家中運糧食救濟災民，又捐出幾船錢帛分發給百姓。
到任後立即開倉賑濟，幫助百姓渡過難關。爲此，他被指控擅動倉谷，應該革職問罪。張伯行認爲"倉谷爲輕，民命爲重"，據理力爭，最終使上司免去了給他的處分。做官爲民是張伯行始終堅持的原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