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代，每當爆發叛亂或發生水旱、地震等自然災害時，朝野常常會找出一兩個大奸巨惡來，並把政治黑暗、民不聊生、王朝傾覆的屎盆子都扣在他們頭上。然而有些事情顯然是皇帝的錯，需要皇帝本人出面認錯才行。但至高無上、乾綱獨斷的皇帝們從來不願親口認錯，而是以詔書的形式間接認錯。皇帝們的檢討書，又叫“罪己詔”。
皇帝不到萬不得已，不下罪己詔。最常見的情況是“水旱累見，地震屢聞”“冬雷春雪，隕石雨土”等自然災害的出現。漢明帝因爲日食下詔罪己;漢安帝因爲大饑荒導致人吃人而下詔罪己;咸豐因爲四川大地震和黃河決口，在登基的第二年就下詔罪己，說自己“薄德”。客觀地說，這些災難的發生，並不是皇帝的錯。可誰讓他們喜歡借超常規的力量來裝神弄鬼，給自己的統治塗脂抹粉呢?既然借了光，就要爲超常規力量帶來的災難擔責任。
皇帝下罪己詔的第二種情形是政局危急，王朝到了生死存亡的關頭。皇帝都可能做不成了，這時候還有什麼顏面需要顧及的呢?於是，窮途末路的皇帝也“勇於”自我批評了。
安史之亂爆發後，唐玄宗狼狽逃往四川，途中落魄到和山野村夫同吃同住。有一位草民郭從謹就勇敢地說了一席大實話：“皇上昏昧，不聽忠言，視反賊如寶貝，近臣阿諛，用假話討得皇上歡心，今日之禍，完全是您自食苦果。假如不是糟到這種地步，草民哪能面聖，哪能和皇上對話呀!”唐玄宗無法辯駁，不得不承認：“此朕之不明，悔無所及!”他的曾孫唐德宗，因爲天下割據、長安失守，被叛軍一路追殺到奉天，從皇帝淪落成一個縣令。無路可退了，唐德宗頒下《罪己大赦詔》。這份罪己詔不僅是自我批評，簡直是自我痛罵，說天下大亂，“萬品失序，九廟震驚，上累於祖宗，下負於蒸庶”，他自己“痛心靦面”，深刻反省，覺得“罪實在予”，都是自己的錯。罵完自己後，唐德宗承諾要革新政治，“將弘遠圖，必布新令”。這份罪己詔振奮了軍心，唐德宗最終扭轉了頹勢。
明朝崇禎皇帝似乎是歷史上下罪己詔最多的皇帝，隔兩三年就涕淚交下地痛罵自己一頓，就連最後國破家亡他不得已上吊殉國的時候，身上還藏着最後一封罪己詔。其中一句“任賊分裂朕屍，勿死傷百姓一人”，就賺得了不少同情分。不過從結果來看，崇禎頒佈的那麼多的罪己詔，都沒起到多大功效。這也是所有罪己詔的通病：效果不大。這和皇帝們“罪己”的態度有關。
崇禎十年，天下大旱，崇禎也下了一道罪己詔。這詔書根本不是在自責，簡直是在痛斥文武大臣：“出仕專爲身謀，官居有同貿易。催錢糧先比火耗，完正額又欲羨餘。阿堵違心，則敲樸任意;囊橐既富，則奸愚可容。”接着，他分門別類，把地方督撫、勳臣貴戚、鄉宦士紳、不肖官吏、積惡衙蠹等挨個罵了個遍，得出一結論：民不聊生，不是我皇帝做得不好，而是你們沒貫徹落實好我的英明決策。崇禎至死都是這樣的態度，遺詔還認爲“諸臣誤我”，說什麼“朕非亡國之君，臣皆亡國之臣”。如此自負的人，哪能真正認錯改正呢?
自古君王不認錯，他們都是自負的人。可往深了說，天下的事很多是君主專制政體造成的，不是皇帝個人的對錯決定的。如果只是由皇帝出面認個錯道個歉，卻不反思整個君主專制體制，根據問題進行有針對性的改革，結果只能是治標不治本。罪己詔往往只有空話，沒有實際行動，或者問題揭露出來了，但改不了。光緒就在1901年的罪己詔中承認“臥薪嚐膽，徒託空言;理財自強，幾成習套”。一個又一個朝代在哪裏跌倒，又在哪裏重新跌倒，重複同樣的道路。古代政治也就陷入類似的低水平循環。
罪己詔不僅不會反思君主專制體制，從本質上講還會強化這個問題之源。它“小罵大幫忙”，用一份檢討書洗清皇帝的污點，還給皇帝加上了知錯能改的光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