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上第一份明確的“罪己詔”出自哪位皇帝?歷史上第一份明確的“罪己詔”出自
衆所周知，古代皇帝金口玉律言出法隨，理論上是不會犯錯的上天之子，籠罩在皇帝身上的耀眼光環一般不容被打破，但在朝廷出現問題、國家遭受天災、政權處於安危之時，皇帝也會自責或檢討自己過失，於是會發出一種口諭或文書，公告於天下，這就叫“罪己詔”。
歷史上第一份明確的“罪己詔”出自漢文帝，公元前179年，有人建議漢文帝要早立太子，漢文帝不同意，就頒詔書說：“朕既不德……”意思是說，如果我現在立太子，就是更加加重了我的不道德。這一年冬天，漢文帝又下了一個“罪己詔”。
總的來說，漢文帝的罪己詔有着明確的定論，但歷史上漢武帝的輪臺詔卻有着諸多爭議，傳統觀點認爲輪臺詔就是罪己詔，那麼真相究竟如何呢?輪臺詔是不是罪己詔，看似小問題，其實背後代表着漢武帝重大國策有無轉變，因此非常值得研究。所謂輪臺，即輪臺國，是漢代西域36國中的城邦之一，於公元前102年被李廣利所滅，在車師國以西千里，如今位於新疆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西部、天山南麓、塔里木盆地北緣。
強硬自私的漢武帝
漢武帝性格極其強硬、自私，在巫蠱之禍後續處理上體現的淋漓盡致。所謂巫蠱之禍，就是太子劉據遭到陷害，無奈之下發動宮廷政變，還有一種深度解釋是“守文”的劉據集團，與“崇武”的漢武帝集團發生衝突，當兩股勢力矛盾激化到不可調和時，就引發了巫蠱之禍。那麼，巫蠱之禍被撲滅之後，漢武帝有沒有幡然醒悟、洗心革面，如何處理劉據和陷害太子的人呢?真相顛覆我們傳統認知。
根據《資治通鑑》記載，經過壺關三老令孤茂、田千秋的上書，漢武帝幡然醒悟，知道劉據“惶恐無他意”，因被江充逼迫，惶恐不安，才起兵誅殺江充，劉屈氂、蘇文、李廣利等人告狀謀反言過其實。於是，漢武帝做了兩件事：一是建思子宮、思子臺，以寄哀思，期魂來歸，天下人聽說這件事後，都很悲傷，二是嚴厲清算當初參與謀害劉據的人，江充滿門抄斬，蘇文燒死在橫橋之上，劉屈氂被腰斬於市等。
然而，只要看一看漢宣帝劉病已的身平，就明白漢武帝沒有對劉據有什麼真正思念，只是利用對劉據的思念來打擊反對劉據的一黨罷了。公元前91年，巫蠱之禍之後，襁褓中的劉病已被收進監獄，公元前87年漢武帝病重，下令將官獄中的犯人不分罪過輕重一律殺掉，包括皇曾孫劉病已，只是因爲忠臣丙吉阻擾勸說，漢武帝此後才大赦天下，在監獄待了五年的劉病已才得以出獄，後爲祖母史家所撫養。
如果漢武帝真思念劉據，爲何不重視劉據唯一血脈?爲何一邊建思子宮，一邊對劉據妻兒、黨羽繼續定罪殺戮?於情於理說不過去，唯一解釋就是：漢武帝性格自私又強硬，是一個薄恩寡仁的政治強人。那麼，連自己血脈都不顧的政治強人，真的會下“罪己詔”嗎?
漢武帝的“輪臺詔”
巫蠱之禍後，漢武帝掀起了大清洗，曾經參與其中的李廣利也沒能逃脫。但公元前90年，李廣利已率領大軍北擊匈奴，人不在長安，於是漢武帝就將李廣利的妻兒逮捕囚禁。起初，李廣利想要立功贖罪，一路猛追窮打，但盲目進軍，以求僥倖，遂揮師北進，深入匈奴，以至遭遇慘敗，7萬漢家兒郎葬送異域，最終李廣利深知回國必死，就此投降了匈奴。
這一次失敗對漢朝和漢武帝影響巨大，漢武帝耗費數十億錢北擊匈奴，卻近乎全軍覆沒，這讓漢朝內部人心不穩，民衆不堪壓迫，甚至發動暴亂，而且大大削弱了漢朝的實力，國庫空虛，漢朝無力經營西域。
在這種情況下，公元前89年漢武帝下了一份詔書，即《輪臺詔》：否決了桑弘羊等大臣在西域輪臺地區屯田的提案，並對派遣李廣利兵敗表示悲痛，但同時仍要求各級官員提出補充武備的方法。
輪臺詔是罪己詔?
古代皇帝的罪己詔，說到底就是皇帝自我批評，詔書中一般都要明確表達自己的身上，存在無法推卸的過錯，常用格式語言是《呂氏春秋》的“餘一人有罪，無及萬夫……”，全是自己的錯，不關其他人。需要說明的是，帝王的自我批評，古人認爲是從“禹、湯罪己”開始，秦始皇宣告“命爲‘制’，令爲‘詔’”之後，帝王自我批評就變成了“罪己詔”。
那麼，《輪臺詔》是不是漢武帝的自我批評呢?其實，通篇都是漢武帝在推卸責任，字裏行間並沒有什麼悔過，最後還提到要整軍備戰，有以下四點值得關注。
一，《輪臺詔》第一句話是“前有司奏，欲益民賦三十助邊用，是重困老弱孤獨也。而今又請遣卒田輪臺”，說的是有官員上奏，對百姓每一口增收賦稅三十錢，以接濟邊疆費用，這是要迫使老弱孤獨者困苦不堪。可是現在又有人要求派兵到輪臺屯田。
二，輪臺在車師國西邊千餘里，離傳統漢地非常遙遠，漢軍後勤補給問題極爲嚴峻，導致數千人餓死途中。漢武帝說：“朕調用酒泉郡的驢和駱駝馱運糧食，前往玉門關外迎候軍隊。官兵們從張掖郡出發，路途不算很遠，卻還是前後人馬分散，很多人因此滯留不前。”
三，接下來，漢武帝說“曩者，朕之不明”，意思是說在過去，朕不明智，但這種不明智，不是皇帝本人造成，而是朝廷上下官員認爲北擊匈奴是吉兆，甚至查閱周易占卜發現，“皆以爲吉，匈奴必破”，且“卦諸將，貳師最吉(以李廣利爲帥最吉)”，所以朕纔派遣李廣利北擊匈奴，但讓他不要盲目深入。
四，李廣利的兵敗，讓朕內心痛苦，但這時還有人提出輪臺屯田，讓天下人受驚和勞累，這不是優待百姓啊。如今邊塞渙散，士卒生活困苦不堪，烽火陷於荒廢，甚至有人擅自逃出塞外，但竟然無人禁止、無人上報。最後一句，“當今務，在禁苛暴，止擅賦，力本農，修馬復令，以補缺，毋乏武備而已。郡國二千石各上進畜馬方略補邊狀，與計對”，最後這句話非常關鍵，漢武帝依然沒有放棄之前的武備。
可見，單純從輪臺詔而言，漢武帝並沒有表現出對過去一切窮兵黷武的悔悟，也沒有反思自己一生過失，與罪己詔的差別很大。因此，《輪臺詔》最多隻是一個“不徹底的罪己監察”，將它看成漢武帝的罪己詔就言過其實了。
更爲重要的是，從後續發展來看，輪臺詔不是漢朝從“崇武”轉變爲“守文”的根本轉變的標誌性文件，最多隻是暫時在西域局部地區的戰略性調整。
首先，提出屯田輪臺的桑弘羊等，一直被漢武帝重用，直到漢昭帝時期桑弘羊還與霍光爭權;漢武帝精心安排的託孤諸臣，不管是霍光，還是桑弘羊、上官桀、車千秋這些人，都一直執行漢武帝的“崇武”政策，並未改變漢武帝定下的國策。
其次，在漢昭帝時的鹽鐵會議辯論中，賢良文學與桑弘羊發生劇烈衝突，桑弘羊強調“君薨，臣不變君之政”，但賢良文學卻一直攻擊漢武帝窮兵黷武，要求改變“崇武”國策，如果漢武帝晚年已經改弦更張，那麼賢良文學還有必要攻擊漢武帝嗎?只要說漢武帝晚年已經改變國策，就能堵住桑弘羊的嘴了，顯然鹽鐵會議從側面證明漢武帝晚年並未改變國策。
學者辛德勇在《從尚功到守文，司馬光如何構建漢武帝》指出，認爲幡然醒悟、洗心革面的晚年劉徹形象是經過司馬光有意塑造的，真相是不改初心：所謂“輪臺詔”，絕不是漢武帝對其“軍旅連出，師行三十二年，海內虛耗”的追悔，只是總結李廣利和莽通這兩路兵馬軍兵敗的教訓，在審度雙方實力和武備狀況的對比之後，調整用兵的策略，姑且先整頓邊防，積聚財力，以伺機再戰，而不是從根本上轉變用兵於外的政治路線。
其實，如果漢武帝真的改變想法，可能就不是我們熟知的漢武帝了，即便到了晚年，即便錯了，也是一個堅持不認錯的倔強老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