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是小編，說起司馬師的話，各位一定都有所耳聞吧。
我們都知道，曹丕稱帝時首都設在了洛陽。但因爲東漢末年董卓焚燒洛陽，讓洛陽面目全非。孫堅曾經在反董戰鬥中率先攻入洛陽，但孫堅眼中的洛陽，就是一片廢墟。根據記載，天子從長安逃回洛陽後，官室被燒盡，田畝荒蕪，官員們甚至用荊棘圍靠土坡來爲天子建立“圍牆”。一直到曹操擊敗張魯，仍然迫切需要漢中百姓遷徙至洛陽來補充人口。三國時期洛陽長安雖然逐漸繁榮，但仍然比不上東漢時繁華的景象。
反觀成都，在建安十九年，劉備克定益州之後，當地人民生活仍然豐富盛樂。雖然劉備曾經有索取老百姓的金銀賜給將士的劣跡，但他並沒有實行燒殺搶掠的行爲。換個角度，劉備曾經賜予諸葛亮、法正、關羽和張飛各金五百斤、銀千斤。由此可見成都地區金銀庫存的豐富。
話說回來，在三國時期，如果說新興大都市的發展，我們不得不提到鄴城和秣陵。本文，我們主要圍繞着鄴城回顧其繁榮發展的歷史。
袁紹時期在冀州大力發展鄴城成爲中心，即使袁紹後來控制了冀州幷州幽州和青州，這依舊無法改變鄴城的地位。曹操攻破袁紹後，被封爲冀州牧。自從曹操對袁家勢力趕盡殺絕的同時，曹操也在積極建設鄴城。建安十八年天子封曹操爲魏公，並封邦建國，國都就是鄴城。建安二十一年，曹操被封爲魏王，國都也依舊是鄴城。建安二十三年，曹操因漢太醫令吉本等人叛亂導致王必被殺害，盛怒之下要求漢百官來鄴城“報到”，由此可見曹操與鄴城在當時的地位。
曹丕稱帝后，設定洛陽爲首都，鄴城仍然被列爲當時的“五都”之一，這五都分別是長安、譙、許昌、鄴城和洛陽。對於設定五都的原因，曾有學者一一解釋，其中鄴城的原因被分析爲“王業之本基”。
鄴城在曹丕眼中具有如此大的重要性，這也歸功於曹操對鄴城嘔心瀝血地建設。建安十五年，建成銅雀臺，建安十八年，建成金虎臺，建安十九年，建成冰井臺。這三臺在未來不斷被修繕保養，在未來的一段時間內甚至比剛建成時還氣派。
當然，鄴縣主要發展的原因在於人。曹操在勢力擴張的過程中，不斷將人口遷徙到鄴縣。其中樑習在幷州刺史任上時，面對高幹留下的爛攤子，北方民族的隱患下，他主動將數萬人遷徙到鄴縣。杜襲在擔任丞相長史時跟隨曹操討伐張魯，在大軍得勝後，杜襲被安排在漢中地區都統軍事。杜襲在工作中積極開導漢中百姓，指導他們自發往洛陽和鄴城遷徙，這次大遷徙有八萬多人。
另外一方面，曹操“定居”鄴城，其部下“自願”將家屬移居至鄴城，也起到便於曹操管理控制手下大臣將領的作用，其性質約和“質子”，“任子”相同。
曹操有一個手下叫楊沛，當時曹操要求大臣們將各自的宗親與賓客遷徙到鄴城。但以曹洪和劉勳爲首的人放縱自己門下賓客，以致於遷徙效果很差。楊沛向一些賓客開刀，也算提醒了一下曹洪等宗親勢力。
除去宗族和地方勢力外，曹操的將領部下也積極響應曹操的號召。李典曾經率領宗族三千多家人請願遷徙至魏郡，並獲得曹操的同意和欣賞。
經過曹操對於遷徙的要求和對城市的發展，鄴縣人口規模空前增加，甚至一個鄉就會有一萬多戶人。曹丕稱王后，鄴因“遍地是豪強宗親”而多有不法之事，曹丕任命賈逵爲鄴令，進行鐵腕治理。
除了宗親、手下大臣需要將家人遷徙過來，凡是在國境邊界的將領是強制要求“任子”在鄴城居住的，當然，曹操針對少數人特意取消限制的除外。
曹操攻破袁譚後，臧霸主動向曹操拋出橄欖枝。請求將自己的孩子和弟弟以及各位將領的家屬遷徙到鄴城定居。雖然曹操最終沒有答應臧霸的請求，但曹操應該對臧霸有所安心。
魏明帝曹叡時期，曾經明確下詔書要求國境邊界郡的太守也需要送任子到鄴城。有學者指出，從各地邊境將任子送到鄴城的情況，可看出鄴城已經成爲邊境將領太守的“任子聚集地”。司馬師把控朝政的時候，曾經要求大魏各王公也移居鄴城以防生變。司馬師的弟弟司馬昭基本延續了這項理念，一口氣將曹魏諸侯王勢力的威脅減到最小。
毋丘儉曾經表示，司馬家將曹姓諸侯王公囚禁在鄴城，就是爲了將曹氏宗族全部誅殺。
曹髦“駕崩”後，司馬炎“北迎”常道鄉公璜(曹奐)入京成爲新一任天子。
另外，在司馬炎還未稱帝的時候，司馬炎特意找到過住在鄴城的曹植的兒子曹志聊天。二人談話通宵達旦，通過此次溝通，司馬炎對曹志大爲驚奇與讚賞。
司馬昭在鹹熙元年時，曾出征長安，因爲憂慮鄴城的曹姓諸侯王，司馬昭特意派遣山濤鎮守鄴城，以防變數。
總的來說，通過漢末三國時對鄴城的建設發展，讓多方面的資源向鄴城靠攏。有學者指出，後趙前燕東魏北齊的都城建在鄴城，並非沒有道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