牧野之戰是我國曆史上的一次經典戰役，常被後世冠以仁義戰勝殘暴的“順天應民”之戰。此戰過後，商周鼎革完成，戰勝方周武王姬發成爲後世尊崇的明君，而戰敗方商紂王帝辛則淪爲暴君範例。
鮮爲人知的是，牧野之戰其實並非周國和商朝之間的第一次衝突。
據出土的古本《竹書紀年》記載：“文丁殺季歷，(帝乙)二年周人伐商”。文丁是商紂王祖父，而季歷則是周武王祖父。文丁死後，紂王的父親帝乙繼位，周人再次發動進攻，但被商軍擊退。到商紂王繼位時，“乃囚西伯於羑里”。
寥寥數語，爲我們梳理出兩條關鍵信息：1、商周恩怨糾葛了至少三代，絕不僅僅是因紂王殘暴，周人起兵誅暴那麼冠冕堂皇;2、商朝對周國擁有絕對的軍事優勢，才能做到屢屢擊敗進犯的周軍，並囚禁其國君西伯侯。
西伯侯被釋放歸國後，終其一生都再未對商用兵，反而轉身去經營和拉攏各諸侯方國，奠定了“九州之侯格於周”的國力基礎。周武王九年，周人決定再次伐商。但諸侯聯軍千里迢迢抵達盟津時，周武王卻做出了半路撤兵的決定，理由是“女未知天命，未可也”。
勞師遠征卻以天命論作爲理由突然撤兵，顯然是站不住腳的。
據出土的甲骨文卜辭顯示，紂王帝辛一生征戰無數，戰鬥經驗極爲豐富，這也與史書中對紂王“手縛豺狼，足追四馬，勇非微也;百戰克勝，諸侯懾服，權非輕也”的記載吻合。
反觀周武王，除了牧野之戰外，周人史書中幾乎沒有見到周武王有其它征伐記錄，顯然，與紂王相比，武王缺乏實戰經驗。盟津的突然撤兵，也說明商朝主力依然對周人爲首的諸侯聯軍保有軍事上的優勢，以至於周武王未敢輕舉妄動。
那爲什麼僅僅過了2年，周人就再次發動了伐商之戰呢?難道是實力逆轉了嗎?考古證實，武王克商其實用了點“下三濫”手段。
1、偷襲
陝西出土的青銅器利簋上曾有這樣一段銘文：“武徵商, 唯甲子朝，歲鼎克。聞夙(夙：早上)又商”，與《尚書·牧誓》記載“甲子昧爽(昧：黎明前)”吻合。
商周時期，諸侯作戰會先下戰書，約定時間地點，但遠道而來的周軍卻選擇在剛抵達牧野的黎明時分發動進攻，這從側面解釋了爲什麼周軍深入商境數百里未遇到任何抵抗，直到進抵朝歌近郊的牧野時，征戰一生的紂王才匆忙調兵。顯然，這是由於周軍突然而至。
2、收買內應
《呂氏春秋》曾記載了牧野之戰前周武王密會殷商臣子膠鬲，雙方約定甲子爲期，結合出土的利簋銘文，可知周軍冒雨急行軍，的確在甲子日抵達朝歌近郊。
之所以約定這個日期，是因爲要實現裏應外合。後世史書在記載這場戰役時，都用瞭如下描述：“商軍臨陣倒戈，武王兵不血刃而天下歸之”。既印證了武王伐紂的正義性，又反襯出紂王的不得人心。
但實際上，商軍中倒戈的僅僅是膠鬲部下，更多的商軍都進行了拼死抵抗。因爲就在戰後3天，周軍先鋒姜子牙還獻上大批戰俘。
攻克殷都後，周武王還派重兵追殺，《逸周書》記載說：“馘磨億有十萬七千七百七十有九，俘人三億萬有二百三十”。這段原本用來誇大周軍戰績的記載，卻折射出直到都城失陷後，商軍依然在抵抗的事實。
商人的不服，也體現在考古發現當中。出土的安陽殷墟王陵墓證實，這裏在西周早期遭遇了大規模人爲毀墓，而陝西韓城芮國墓葬中則找到了殷墟晚期宗彝玉器，佐證了周兵在殷商都城毀墓劫掠的事實。
所以，周武王克商遠沒有史書所描繪的那般仁義。在早期史書《武成》中，還留有“血流漂杵”的記載，但儒家對這種記載諱莫如深，孟子就做出了著名洗白論斷：“盡信書不如無書。仁者無敵於天下，以至仁伐不仁，如何其血流漂杵也?”遂將不利於宣揚武王仁義的內容刪去。
紂王結局
《史記》記載，紂王戰敗後登鹿臺自焚而死。不過，銀雀山漢墓出土的先秦本《六韜》殘卷卻提到：“先涉，以造於殷。甲子之日，至牧之野。禽受(紂)系其首於白”，也就是說，紂王是在前線作戰時被俘虜後遭斬首的，頭顱掛在了大白旗之上。
這就解釋了爲什麼在與商軍作戰時，武王“乃手大白以麾諸侯”，諸侯紛紛前來祝賀的原因。或許，牧野之戰的真相應該是：周軍偷襲突入朝歌附近，自負的紂王自認爲商軍對周軍佔據決定性優勢，因而親自帶兵迎戰於城外，不料周軍內應倒戈，紂王意外被俘殺，商軍鬥志瓦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