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爭賠償是戰爭遺留問題的重要內容。抗日戰爭勝利後，國民黨對日本的戰爭索賠政策經歷過一次重大的變化。戰後初期，國民黨在對日索賠問題上，還是能夠從國家和民族的利益出發的，想通過對日索賠來達到削弱日本賴以發動戰爭的經濟能力，同時也想通過此舉來增強中國工業的復興能力。
1943年11月開羅會議期間，蔣介石也同美國總統羅斯福談到過日本戰後的賠償問題。蔣介石當時主要想讓日本對中國進行實物賠償，即把日本的一些工業設備和車船設備等移交中國充作賠償。
抗戰勝利後，對日戰爭索賠問題很快被提上了議事日程。考慮到對日索賠所涉及的國家比較多，國民政府提出將來所得之賠償應當佔到日本賠償實物與賠款總額的一半以上。
然而，美國在戰後初期制定的對日政策的最高目標是既不讓日本將來再構成對美國的威脅，也不讓日本對將來的世界和平構成威脅。由於盟國內部對各自應當所得的份額爭議很大，所以賠償方案遲遲未能形成一致意見。
國民政府雖然在戰後初期就對日本賠償問題進行過反覆研討，多次提出了自己的主張，但由於對日索賠直接涉及各方的利益，故矛盾十分尖銳，使對日索賠政策的統一和實施變得十分困難。
1951年9月，美國一手操縱的對日媾和會議在舊金山召開。《舊金山和約》的第14條至第16條是關於戰爭賠償的條款，和約一方面表示日本應對其戰爭中引起損害及痛苦給盟國以賠償，但同時又表示“如欲維持可以生存的經濟，則日本的資源目前不足以全部賠償此種損害及痛苦，並同時履行其他義務”，因此各受害國除了扣留日本在本國的財產充作賠償外，只可以要求日本提供勞務性服務(即“服務補償”)，作爲修復所受損害的費用。除此之外，各盟國及其國民放棄對日本的一切戰爭賠償要求。
對於美國對日媾和七原則中關於日本賠償的規定，臺灣當局起初並不完全贊成，表示“要中國完全放棄賠償要求是困難的”。但一切靠美國撐腰的臺灣當局最終還是不可能違背美國的意願，稍後即表示在日本賠償問題上“對美方主張，應力圖接近”，“於不得已時可酌情覈減或全部放棄”。爲了變被動爲主動，臺灣當局還作出了一副對日寬大的樣子。
1950年底，菲律賓總統特使在臺灣拜會蔣介石，在談到日本賠償問題時，蔣介石問菲方做如何準備，對方回答說菲律賓要向日本索賠80億美元。
菲方代表反問蔣介石，中國要索賠多少?
蔣介石答道：我們一個錢也不要。他還進一步解釋說，日本戰敗後，國窮民困，同盟國實不應再加重其負擔，尤其要避免日本被“赤化”。
1952年，臺灣與日本締結《日華合約》。在4月28日簽訂的條約中，關於戰爭賠償的條款，只在議定書裏這樣規定：爲對日本人民表示寬大與友好起見，“中華民國”自動放棄根據《舊金山和約》日本國所應供應之服務之利益。
在條約中，臺灣當局連《舊金山和約》中所規定的日本應承擔的具有象徵意義的“服務補償”也未爭取到，最後不得不完全放棄對日本的索賠要求，這既是其追隨美國政策的結果，也是在日本的外交壓迫下作出的屈辱讓步。
